如何看历史上的曹操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者,曹操是空前绝后的一人。可是提起曹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数落他的种种不是。其实,撇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纯客观的历史视角审视曾经近两千年前彪炳神州大地的曹操,我们会发现这位历史人物与《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迥然不同。     

《伊利亚特》中的“勇气”主题初探

在被称为“英雄史诗”的《伊利亚特》中,对英雄主义的描绘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而在这些“英雄符号”中,“勇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构成史诗中的独立主题,从中反映出希腊特定背景下的思想与社会内涵。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辨析

朱德发从人类视野探讨了集体英雄与个体英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精神意识深层开掘了集体英雄和个体英雄的灵魂构成,认为英雄既有个性主义意识又有集体主义思想,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统一的。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李钧从英雄性格入手,比较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天下荒年》这两篇小说的英雄观及其文化哲学的差异。张伟忠通过对《人间正道》和《抉择》中的改革英雄形象的艺术分析,认为他们身上既有对传统君子型英雄人格优秀品质的继承,也有对当代改革英雄品质的发扬光大。改革英雄的人格结构并不全是现代性的,其中还有权威人格和长官意志等传统人格负面因素的残留。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嗎?

许多文学史和评论古典小说《水浒》的论文,都把宋江形象评价为英雄人物,错误地美化了宋江。例如有的说,宋江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有的人甚至还说宋江“不只是阶级斗爭的英雄,也是民族斗爭的英雄。”《水浒》里的宋江形象到底是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呢?特別是对他投降前的一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认为确是需要好好探讨一下。我们评价宋江这个典型形象,应该用     

党对文艺工作实现思想领导的光辉文献——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正> 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来领导,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这里说的“思想领导”,当然不是说思想和理论本身能够实施领导的责任。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党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领导文艺的意思。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着重从理论上指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两年后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则是我们党对文艺工作实现思想领导的一次全面而正确的具体实践。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黄药眠的长诗《桂林底撤退》

(一)真实的历史回声 黄药眠先生走着一条曲折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心始终向着祖国、向着人民、向着党。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也始终没有脱离现实,没有脱离时代,没有脱离人民大众。他曾经说:“从现代的意义说来,诗人既不是封建时代的俳优,不是自我崇拜的英雄,不是半人半神的超人,也不是先知,他只是一个战斗者”。(《战斗者的诗人》)他作为一个“战斗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雄飞馆刊本《英雄谱》与《二刻英雄谱》的区别——《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

一初刻本与二刻本明朝末年,崇祯年间,出现了雄飞馆刊印的《英雄谱》《二刻英雄谱》。所谓“英雄谱”,实即《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两部小说的合刻。它的另一书名,为《合刻三国水浒全传》。不过,两部小说合刻,其形式不是一前一后,而是一上一下。上层为《水浒传》,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下层为《三国志演义》,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二。大家知道,凌濛初的《拍案惊奇》有初刻、二刻之分。《英雄谱》和《拍案惊奇》一样,也有初刻、二刻之分。《拍案惊奇》的初刻和二刻是两部书,篇目基本上不同;《英雄谱》的初刻和二刻则是一部书,回目、正文基本上相同。然而,《拍案惊奇》和《英雄谱》     

论"自由说"对《庄子》的误读

自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以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解释中国先秦典籍《庄子》,将庄子看成自由主义思想家。笔者认为,以“自由”概念阐释庄子思想的“自由说”并不符合《庄子》一书的实际,是对《庄子》中关键词语及主要观点的误解。本文分别从“待”的含义、“无己、无功、无名”的作用、“自然”的含义以及“得道”的结果四个方面分析了“自由说”的错误,指出《逍遥游》“犹有所待”的对象本不是“风”,而是“得道”,不是针对“自由”而言的而是针对“致福”而提出来的;庄子的“自然”不是强调事物(包括人)的自发性,而是“道”的特性,“顺物自然”就是顺从“道”,反对人为;“无己”、“无功”、“无名”,是得道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庄子“得道”的目的既不是追求所谓的“精神自由”,也不是追求哲学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追求人生的幸福。     

《易传》中的君子观和圣人观

《易传》是公认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解读《易经》之作,除了对《易经》的思想继承和阐发外,还大量吸收了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易传》中的“君子”观念继承了孔子思想,又结合易学中的“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其“圣人”观念既受到老子的影响又与老子相异。由此,《易传》中反映出较独特的关于“人”的智慧。     

指导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

重温恩格斯晚年（1886年）的经典著作──《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又有了一些深层次的了解。本文仅就恩格斯在《终结》一文中表述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谈谈个人的一些学习体会。一、“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辨证法的核心“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恩格斯在《…     

关于《李逵负荆》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景观看过《水浒全传》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李逵负荆的故事。这个情节一般人认为是从元代康进之的杂剧《李逵负荆》照搬而来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对照一下，便会发现；《水浒全传》里的李逵负剂已经完全不是康进之杂剧《李逵负荆》的面目了．一、杂剧里的李逵是清明节放假，“踏青赏玩，不免下山”。小说则把《负荆》置于在东京烧了李师师家，又在四柳村狄大公庄上杀了“奸夫”“淫妇”之后。由于这一改变，两个《负荆》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主题。杂剧《李逵负荆》大闹聚义厅表现了李逵为民除害的英雄品质，他对宋江的误会固…     

“经济人”假设的多维考量:一个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的入口处,我们往往面临着许多两难的选择,例如,公平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就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经济人假设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阐述经济人思想并用它来进行经济分析后,经济人假设就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入口或出发点。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界定。这一假定理论不是教条式的“绝对真理”,而是对人的行为原则性抽象的“相对真理”。     

变态与灭亡——对巴金早期英雄悲剧系列作品的立体考察和透视

我们把巴金的杜大心(《灭亡》)、李冷(《新生》)、王学礼(《死去的太阳》)、陈真(《雾》)、敏(《电》)等早期英雄悲剧系列作品的艺术形象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去,从变态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等角度进行多层面的考察与透视,以便对这一英雄悲剧系列作品给予较丰富地、立体多侧面地展开。一、人物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杜大心英雄悲剧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的道德规范、政治理想、斗争方式等都是在特定的社全——文化环境内形成和发展的。     

清华简《五纪》思想探微

《五纪》中的理想帝王与黄帝形象是一致的,因此它用很大篇幅来描述黄帝征蚩尤,当是一篇黄帝书。《五纪》中关于“五”的论述受到五行观念的影响且已有尚土的观念,但反映的五行次序既不是相生也不是相胜的次序。《五纪》中虽出现阴阳思想,但阴阳、五行并未合流形成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本篇应早于阴阳家的出现。《五纪》的体系最终落实到“五德”上,而“五德”中又以“忠”最为重要。“忠”包含君德与民德两方面,《五纪》的“忠”偏向君德,要求君主为政公正、大公无私。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谈偏见

偏见是常见的一种旧的思想方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针对黑格尔论“常识”,即“常识并不是哲学,在哥白尼以前,要是谁说地球在转动,那就是违背常识。”“《这东西》(人的常识)《是某一时代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它里面包含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偏见。》”这两段话,写下了一个深刻的批注:“常识=当时的偏见”(《哲学笔记》第301页)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同“当时的偏见”作斗争,是任何时代的科学,特别是哲学应该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们处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就更有必要同旧的思想方式作斗争,同偏见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