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近代儒学凋敝下“君子儒”形象的重构——以张之洞“文格”与“人格”为视阈

儒教凋敝是近代中国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表现。大略分析其话语可知,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等对传统中学的不断侵蚀、今古文经学之辨、汉儒宋儒之争,以及"经世致用"思潮的揭橥与发展,使得孔学"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儒臣张之洞身上发生了改变,这是近代儒学困境下士大夫寻求人格理念与哲学修养新变的典型个案。通观张氏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体用结合、经世务实等治学为政实践,其为人、为学、为官皆映现了传统哲学之衰败及转型。     

《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

本文试图以文派论争为切入点,理顺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的不同价值指向。桐城派与骈文派的错位之争其实是晚清以来宋、汉之争的反映。后期汉学扬州学派崛起,而宋学不甘落魄而公开挑战。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不仅继承汉学权威从学术理论上对宋学予以攻击,而且力图从文本体裁上否认桐城文派作文之法,揭穿其官方代言体的面目,从而彻底击溃桐城派。文学样式背后都反映了各自的价值考虑。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道光年间的学术流派

一 清代经学研究的风气很盛,派别林立,其学术宗旨、研究方法、学术作风因时变化。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①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采之学新。”②清代学风曾几经变化,其间,尽管有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今古之争,新旧之争。但是,一条“实用”精     

论俞樾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以“通经致用”为学术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他遍注群经、诸子,长期从事经史教育,培育了众多“国学”人才,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他对“国学”的传承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大胆置疑”、兼收并蓄、务求通博的学术风范,对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评《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

晚清以降,一向被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令发此感慨者所不能逆料的是,此变局直至民国都不曾谢幕,以至演为常态。近代中国就在＂变＂与＂不变＂的缠绕交织中,颠簸行走了百数十年。其间,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核心内容的理学与经学,在纷繁复杂的场景中,以怎样的姿态因应着变幻莫测的世界？张昭军教授新著《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以下简称《理学与经学》）一书,便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并尝试为我们描绘一幅学术格局变动的新图景来。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清代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