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考

流散向峡川地区的夏、越民族 在夏人中的越族因战败而流散之前,他们已经与中原各族交融甚久了,因此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色。这既是布依语中包含有上古汉语语音的最初来源,也是后来周族、匈奴族等自称为“夏人之后”的渊源所在。所谓“夏人”“夏族”是个“泛夏”概念,凡参加过夏代部落联盟的民族都是“夏人”或“夏族”。正如当代“中国人”、“中华民族”包括了多民族多人种一样。不过,本文是在“夏越同源”的意义上使用’夏族”“越族”的名称,与其他著作使用泛夏概念的“夏族”有所不同。翦伯赞先生的《先秦史》指出:“‘夏族’虽然被商族所征服,但不     

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

关于夏族的概念,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使用上并不很一致。我们这里所说的夏族是指夏代以前的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以及进入夏代以后的以夏氏族、部落为主体的夏王朝。这与后世所说的华夏族的概念是不同的。在研究和探索夏史和夏文化时,当然应该首先对夏族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夏族的起源地,夏族的播迁,以及夏王朝的中心区域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使夏史探索有所进展。这里,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试探如下。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当今中国文化的科学界定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 ,每种社会制度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 ,是指上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文化”、“北京文化” ,就是指广义上的文化。文化从狭义上讲 ,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如“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对我国丰富、复杂的文化如何划分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一般来讲 ,把一定社会的文…     

太皞伏羲氏与中原文明

中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地区,其中以太伏羲氏与龙文化最为突出。太伏羲氏是不同部落在中原融合的结果,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同样是在河南濮阳“龙”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因此,我们关注中原地区历史与文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夏族北上晋南看夏族的起源

夏族起源诸观点之一的“晋南说”认为夏族起源于山西南部地区,并南下发展。笔者通过对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分析,认为自夏禹开始至夏王朝灭亡之后,夏族存在着北上进程,而非南下发展。北上进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夏禹后期夏族北上控制晋南,二是帝宁之后夏族重新北上对晋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三是夏王朝灭亡后部分夏族北上亡徙。如此可证夏族起源于豫西而非晋南     

三河与中国早期王都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称“三河”,是指今天流经山西、河南境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东位于今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早期约早出夏代一二百年，或当传说中尧、舜、禹时期，陶寺中晚期已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此时正是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河内即今太行山东南麓为古黄河所环绕的地区，历史上为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河南指晋、豫两省黄河以南，周公在此营洛邑，即成周与王城，是周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河东、河南、河内三个区域既成相对独立区域，又以黄河相连接，为当时“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之地。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与发展壮大都没有离开过古老的黄河流域，从这个角度看，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不仅是黄河与黄河文化的馈赠，同时也把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黄河中下游流域龙山时代形成的文化成果为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始原。龙山时代之后不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     

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

［摘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实现从“自在”向“自觉”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必然。实际上,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史。中华民族认同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文化土壤之中,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等观念和“仁”与“礼”等精神是古代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因子。     

关中西部金文地名探源——以“漆”“杞”为例

夏朝灭亡后，夏族的一支曾西迁至今陕西、甘肃境内，并与周人联姻。周人后为戎狄所迫，向南向西迁至今陕西关中西部地区自称“有夏”,迁徙沿途地名印证了两族先民的足迹。《亳鼎》中的地名“杞”与《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囘中”之“囘”当为一处，是为夏族后裔西迁后的所居之地，即《左传·僖公三十年》“杞子”所在的秦境之“杞”。《散氏盘》中的“漆”地为随周人迁徙所经之地。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夏族族属及古羌族早期历史初论——重读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

徐中舒先生所提出夏族的后裔即古羌族之论点,包含有若干真实的历史信息."禹兴于西羌"及"禹生石纽"传说的发生最初可能与三苗战败移徙至今长江上游四川境内有关.虞、夏之际进入岷山一带的三苗族众和夏、商之际进入四川境内的夏族,逐渐与当地土著民融合,构成古羌族的重要来源.禹族西兴东渐的说法,缺乏较为可靠的证据.     

中华民族解

中华民族,是本世纪初才出现的称谓。但中华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从起源时代发展到当代,一脉贯通,文化传统从未被割断。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华大地上涌现过为数众多的族称,当代中国也有56个兄弟民族。中国古今各民族,既各自具有形成发展的历史与文化,又在数千年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这种既具多元又是一体的辩证发展,对正确认识中国民族问题,是必要的。     

以“家”构“族”：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独特逻辑

“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家庭”性特征。这一特性是在“以家构族”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即按照家庭共同体的组织逻辑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历史上家国一体文化在形塑王朝体制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随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传统“家国观”始渐转换为以“家族”的社群形态来建构“国族”。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庭”框架逐渐成为了中国族际整合和国族建设的独特模式。透过上述历史脉络发现,“家庭”隐喻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属性：“家”是外在的社群形式类比,“国”是内在的国族共同体本质。     

从文化交流看藏汉关系

一、楔子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从广义上讲,它包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讲,一般仅包括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而绝非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所专有,它是没有民族和国家界限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不仅不利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被一切历史的、现实的无数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格萨尔》与藏族龙文化

《格萨尔》与藏族龙文化何天慧龙的形象，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华夏大地上存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中间，除了汉族以外，不少少数民族也有龙神崇拜习俗。《史记索隐》引崔浩注曰：“西方胡皆事龙神”。古代牧居新疆焉耆的吐火罗人就以龙为姓...     

宗教与跨文化交际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广义上讲,宗教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历史,而语言又是某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载体.研究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可以正确地认识宗教的作用,以利于我们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利于我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避免产生文化误读现象.     

百科瞭望

“华夏”我们中国人常常自称为华夏族的后裔,那么,“华夏”是什么意思呢? 我国古书中对“华”和“夏”的解释并不算少,但一般都是分开来说的。如《左传》中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之说;而且《书经》疏注中也说:“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古人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华”和“夏”到后来才被人合称为“华夏”,是古人对祖国的一种美称,盛赞祖国疆土的广袤和颂扬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南山)“酒吧”是酒馆的代名词,但最初它只是一根横木的英语译…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面具

中华民族史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化基础。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中国面具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关系,体现出“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融合性特征。通过把神圣世界与世俗生活连接在一起,面具承载了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集体记忆,凝聚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来自全国各地的面具案例,不仅反映了各民族共享“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兼收并蓄的思想谱系、交融共生的族际关系,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佐证。     

试谈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建设(也称“文化革命”、“文化变革”)予以高度的重视,深刻论述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原则,以及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内容非常宽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既包括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又包括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我们现在讲的精神文明建设基本相似;从广义上说,既包括狭义文化建设,又包括物质文化建设。本文着重介绍列宁关于狭义文化建设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