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基本建设述略

我国电政事业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1912-1916年间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交通部的努力至为关键。以电政基本建设为例,交通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之一是规划线路,其特点首先是设计追求实用性,这既与民初我国交通依赖外人、应“列强的要求建线”有关,又与各条国有线路的支线几乎都靠地方局自筹资金,新线建设则靠几个局筹款,因此在规划中大量出现已有路线的延长工程有很大关系;其次是电政业务如有线电、电话、无线电等,在民初均未出现应有的大统一局面,设计主体趋于多元。体现之二是统一标准,包括相关组织的创设以推动统一标准的制定、改进细化标准两个方面。体现之三是清查线路障碍。总体来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政事业的现代化,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论民初交通部航运政策的双重性

学界对民初交通部航运政策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具体而论,民初交通部的对内航运政策,一方面推动了国内航运业的发展,这表现在奖励、多渠道筹集航船、官民合组航运公司等举措;另一方面也存在制约性,体现为繁重的需索等封建性把持以及申办航线的困难两个方面。至于对外航运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回收列强在华航权,如争取航运管理机关的独立性、收回引水权;另一方面则是助纣为虐的反向效果,即强化了列强在华航权,民族轮业诡寄经营现象就是典型表征。     

民国初期政府对待国权的态度

民国初年无论是地方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国权的问题上，都面临着进退维谷、取舍两难的境地：即惧怕列强干涉，又欲假借列强之威巩固势力，同时又希望能限制列强在华势力的发展以维护国家权益。在这种双重矛盾心理状态下，民初政府在关于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对外交涉及其举措异常繁多，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举措，不仅在民初政府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民国时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和重要影响。一上海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曾经指出，由于清政府丧失了大量主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     

北洋政府的外经贸政策及其影响

北洋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以及扩大对外经济贸易 ,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地位 ,没有废除自 184 2年以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对外经济贸易仍受控于西方列强 ;另外由于国内生产技术管理水平落后、政局不稳、军事纷争、封建官僚势力的嗜利成性 ,国内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对外经济贸易也毫无优势可言。因此 ,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显得极为艰难曲折和复杂多舛。     

清末民初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实践探析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初交通部的官营与民营政策评析——以铁路为视点

民初我国官营铁路与民营铁路的命运截然相反,即官营铁路发展效益良好,而民营铁路则弊窦丛生,腐败、内争不休等问题接连不断,仅能维持惨淡经营的局面。此中因由,与交通部倡官营而抑民营的铁路政策有极大之关系。交通部一直将官营与民营铁路看成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给国有铁路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始终打压民营铁路。其实,就铁路事业而言,官营与民营都只是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二者各有其长,如果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官营与民营并行互补,才是当时交通部最为明智的选择,惟有此才能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使中国铁路走向真正的独立与繁荣。对此,学界的认识由过去的一味否定变而为较为充分的肯定,仍然未能跳出二元对应模式的巢臼,乃学术的不成熟所致。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邮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

中国近代邮政事业一经开办，其管理权就为西方殖民者所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南京邮政总局，并积极谋取与北京邮政总局合作，使得中国邮政事业在非常时期保持统一状态。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采取有利、有节的策略，赢得了主动权，打击了洋总办的嚣张气焰。北洋政府垮台后，北京邮政总局南迁归并于南京邮政政总局，南京政府交通部对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改变了洋员支配中国邮政的局面，中国的邮政管理权基本上被收回，此为中国邮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始了中国邮政事业新篇章。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本文分三部分：１．几个背景因素：提出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与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不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是国共之争。北伐时中国局势与列强对华政策都以混乱多变为特征。２．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论述美国国务院在强大的国内压力和主要列强争相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这一竞争形势下修改对华政策的进程，指出正是一向坚持与列强合作的驻华公使马慕瑞首先提出了美国在华独立行动并对南北双方采取更灵活的政策。３．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强调主要是１９２７年３月发生的南京事件，而不是１９２７年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造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民初和北洋时期利用外资及其利弊

本文所论及的民国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既包括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也包括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洋政府,还包括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经济史学界对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大借外债之行径,都持否定的意见。其实,从历史事实看,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并开展一些利用外资的活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对外经济关系,也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利用外资活动,对“实业救国”有所作为。对此,需要进行一番辨析。     

试析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

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党不商以维护司法独立与保持清正廉洁;慎重社交以实现司法公正;束身自爱以树立司法威信。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在规范法官的非职务行为、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树立司法威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北洋政府为约束法官非职务行为而制定的道德规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定要受其政权性质的制约和影响,加之法官道德建设刚刚起步,难免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     

京汉铁路利权的赎回及其是非得失

京汉铁路由于借款比利时而被比利时所控制。中国政府赎回京汉铁路,是20世纪初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体现,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最大的成果。北洋集团重要成员陈壁、梁士诒等在赎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清政府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借款的方式赎回京汉铁路是无可厚非的。京汉铁路的赎回不仅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中国终于摆脱了外国的控制,自主地经营属于自己的铁路管理了。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北洋时期的宗教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教育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个宗教学校教育来看,教育体系日趋完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宗教学校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教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世俗化的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政府部门、工商业、文教事业等各个领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急剧的变动。作为历史存在——宗教学校教育也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于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国企改制中崛起的东北民营企业——对吉林省通化市48家民营企业的调查

国有经济比重大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是制约东北振兴的一个难点,但吉林省通化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先行一步。通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在国企改制的推动下进行的,国企改制为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机会、提供了空间、抬高了起点、加快了发展速度。通化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参与国企改制和改组是东北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东北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的发展道路;其发展形式是一种非国有化和市场化的工业化模式。     

交通部与民初邮政基础设施建设述评

交通部对民国初年我国邮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邮政局所建设方面,各邮局总数皆呈明显上升趋势,支局、邮政代办所和次要局所数目增加十分明显。第二,邮政线路规划方面,邮差线增长最快,航船线次之,铁路线即铁路里程数相对保持稳定。第三,邮政运具发展方面,车辆包括铁路邮用行车、邮用自行车,另有船舶及骡驼等形式,均有相当发展。总之,交通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邮政事业的现代化。     

共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及其作用

直到现在,由于深受前苏联历史学界的影响,中国历史学界把共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等同于氏族贵族和反动团体。事实上,作为参谋部和司令部,元老院使得早期的小城镇变成世界性帝国,罗马元老院做出巨大贡献。元老院作为氏族贵族的代表,代表贵族利益,但它的所作所为并不等于贵族,特别是在共和早期,元老院作为调解者取得了巨大成功。     

借贷之间的银企关系与实业发展——以1928-1937年的交通银行为中心

民国时期交通银行被国民政府两次改组后,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其职能和业务愈趋专业化,积极开展铁路交通建设和纺织业放款,对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被国家资本控制和受国民政府不良行为影响,其业务重心发生偏离,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交通银行难以对实业发展有更大的作为,这不是其自身所能决定和改变的。民国时期交通银行对实业贷款扶助的实绩,揭示了交行与实业间的互动及其与政府方面的利益纠缠,进而反映了这一时段银企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