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从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假释制度应用难的基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比照英美法系的假释制度的优点和适用上的诸多成功经验，提出了改革我国假释制度体系的设想和措施。     

浅议假释制度的若干问题

假释作为一种行刑制度,对于改造和教育犯罪人,实现刑罚目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国现行刑法第81条对假释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规定了不得假释的适用条件.然而,从我国的刑事政策、刑罚目的、司法实践等深层次考虑,应从整体上扩大假释的适用,改变目前假释制度日趋严格,假释适用率过低的现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假释由于其对犯罪分子复归社会的重要作用而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由于假释制度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假释功效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建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扩大假释适用对象,具体假释适用条件,提高假释适用率;完善假释监督制约机制和监督考验机制,以发挥假释的最大功效。     

我国假释制度立法完善的几点思考

我国假释适用率极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立法上,假释制度的完善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必要的假释制度;扩大假释的适用对象;将假释的实质条件合并为"确有悔改表现";制定《刑罚执行累进处遇法》,加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考察;制定《保护观察法》,尽量减少和避免假释犯"再次危害社会"。     

提高我国假释适用率的制度保障

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偏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较大距离，远未发挥其对罪犯的正反馈鼓舞功能及对自由刑缺陷所应起的弥补作用，本文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三大机制的构想，即再犯预测机制、假释动作机制和保护管束机制，以实现假释制度的高效运行。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发端于清末,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经历了确立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系统法律规范体系缺乏、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     

假释制度之立法检讨

本文重点论述我国假释条件的立法规定。着重对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假释条件修订的探讨基础上,笔者通过中外立法之比较分四小节探讨了假释的四个条件,即对象条件、实质条件、刑期条件以及限制性条件。从中外立法规定之比较到我国立法修订之评析,提出了假释条件立法的合理与不足之处。     

取消减刑制度刍议——兼议减刑假释一体化制度设计

减刑改变了原判决的刑罚评价,使刑罚的确定性和尊严受到损害和否定。该文以刑罚价值体系为立足点,批判分析现行的减刑制度,并认为减刑假释一体化制度能在原判刑罚不实质性减少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对犯罪人良性改造行为的激励。     

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起源于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作为一种司法调解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为完善法院附设ADR制度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全面规范,确立了协助调解人制度、独立调解人制度、和解协议确认制度以及和解协调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尚存在许多程序方面的缺陷,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ADR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论假释制度的重构

我国假释适用条件严苛,致使实践中假释率极低,很大程度阻碍了假释再社会化功能的发挥。根据刑罚综合刑论指引,在我国现有假释制度基础之上,扩大假释适用范围,降低无再犯罪危险认定,以及区分减刑、假释适用条件,重构适于我国司法实践的“积极假释”与“消极假释”的双轨制假释制度。从而提高假释适用率,创新罪犯出狱模式,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而所谓积极假释则主要仍是考察罪犯刑罚期间的积极表现;消极假释则是要求罪犯执行一定刑期后强制假释。     

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论假释的副作用及其克服——以假释权利观为视角

假释制度符合行刑社会化的潮流和趋势,对实现刑罚的目的来说,它有积极的功能,也有副作用。传统的假释奖励观不利于假释制度应有功效的发挥,要从根本上克服假释的负作用,必须树立假释权利观。     

论假释的扩大适用

中国是世界上假释适用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这种状况不仅抑制了假释功能的有效发挥 ,而且给监管工作和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 ,必须加快假释的扩大适用     

论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政治民主的推动剂,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与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行政听证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听证制度也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了中国听证制度存在的不尽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狭窄、听证形式单一、法律规定模糊不具体、缺乏专业队伍建设、信息不透明等主要缺陷。通过分析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产生,发展,尝试着针对当前行政听证制度的缺陷提出了规范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扩大其使用范围,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健全违反听证程序的相关救济制度等完善措施。     

论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非监禁刑罚制度亟待完善。一方面,在管制刑中可引入社区监管的内容;缓刑的形式町更丰富,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后果,以促进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通过假释观念的转变、适用条件的放宽、假释权的重新配置以及假释程序的完善等措施的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假释在实现刑罚目的上的特殊功用。另一方面,还可增新的非监禁刑罚制度,如社区劳动等。     

语言的符号性与文学言语

语言不是观看世界的透明窗户。语言的符号性使文学言语拥有了特殊的语用方式,产生其自身的意义。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对文学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的使用作了具体探讨。文学符号的所指在指称上力求具像,但在内涵上却力图制造多义性,形象则将这两种特性集于一身。因而,隐喻和象征就成了文学表现的主要课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音调、韵脚、韵律及节奏的对应性处理,语言的能指也被用来表现意义。由此可见文学意义产生方式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