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民族互嵌”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准则——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整合视角

民族互嵌”是不同民族的人居空间、关系网络、心理素质相互融通、彼此吸收,使社会一体性和国族认同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和现象,其必要性源于国家整合族际社会、推进国族建设的根本利益：空间互嵌可为个体成员的跨族交往提供便利,关系互嵌可为族际关系的网状延展和交往规范的传输积累创设情境,心理素质互嵌基于公民身份辨识和国族共同体感知发生。通过人居空间、社会关系、心理素质的相互嵌入,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作为群体的传统民族均被整合进国族共同体,由此中华民族的实体性社会基础得以巩固,亦有助于国族认同的提升。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解析

加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也是改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需要。对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目前我国存在少数民族理论和社会成员理论两种理论,二者不仅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少数民族理论的相关研究为社会成员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湘西苗疆土著民族与国民政府对话渠道的建立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湘西苗疆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寻求建立一条与国民政府能够直接展开民族事务对话的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46年,他们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本文意在完整展现这一对话渠道的建立过程,并尝试探索近代湘西苗民族群重构的政治因素。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解析

加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也是改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需要。对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目前我国存在少数民族理论和社会成员理论两种理论,二者不仅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少数民族理论的相关研究为社会成员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湘西苗疆土著民族与国民政府对话渠道的建立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湘西苗疆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寻求建立一条与国民政府能够直接展开民族事务对话的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46年,他们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本文意在完整展现这一对话渠道的建立过程,并尝试探索近代湘西苗民族群重构的政治因素。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引起的学术争论及社会影响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力求构建各民族交融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国际上处理民族事务的"两种模式",并主张在民族问题上的"三个强化"和"三个淡化"以及"去政治化"、去标签化"的处理方式。"第二次民族政策"说引发了民族学界激烈的学术争论,其中有其说类似的学术主张,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学术主张。"第二代民族政策"不仅在学界上引起新一轮的学术分化和学术大讨论,还为民族关系投下阴影,并制造了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其在现实政治中具有难以预计的影响。     

湘西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初探——政策推动下的“大湘西”呼之欲出

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具体地讲,就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经济联系、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区差异、人口密度等客观因素,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设置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从词条的解释可以看出,行政区划的制定是件严肃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调整需慎之又慎。但这并非意味着对它的探讨是一个禁区,且随着各种情况的发展,对它的实践从来都没有停止。     

俄罗斯立法中的“少数民族”与“民族权利”及其沿革

俄罗斯联邦作为拥有超过190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情况之复杂、民族立法的体系之庞杂,足以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俄罗斯现有的立法逻辑中,少数民族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民族权利主体,按其语言表述和法律概念上的不同,主要划分为基于民族归属的个体权利、基于具体权利主张的个体权利、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基于原住民特有的身份认同的权利,以及已经出现但是尚未能被俄罗斯学界所广泛承认的、扩大化的少数民族社群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包含了久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旧居民的权利,等等。俄罗斯民族立法体系分为联邦-地方两级,民族权利的内容主要侧重教育权和文化权,并基于这样的独特结构,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历史阶段和利益表达的民族立法的内在法律逻辑结构,在旧有的立法理念之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提出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权利等新理念,以期实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统一。     

蒙古地区近当代“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及其社会认同

蒙古民族[m■ηg■lündüsüten]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ündüsü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蒙古地区近当代蒙古文文献与汉文文献记载,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在近当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叙述形式及其社会认同的多线性、模糊性特征。     

由“大”变“小”的少数民族家庭

人类的家庭史与婚娴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湘西土家族婚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原始杂居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单偶婚等形式,其家庭也经历了原始群大家庭、母系氏族制家庭、父系大家庭、个体小家庭等形式。从湘西土家族遗存的现代婚俗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湘西土家族特有的家庭衍变的历史形态,并思考如何顺应历史趋势建设幸福家庭。     

试论湘西民族地区交通经济带的评价与构建

本文从交通经济带的传统构成要素入手,对湘西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城镇综合实力、产业状况等进行了评价,提出了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构筑民族地区交通经济带的模式,认为该地区可以形成一纵一横两条沿路型经济子带,并提供具体设计思路。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课堂坚守”与“课下延伸”——兼谈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教学改革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主渠道。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改革以及考核方式创新是提升"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实效性的核心要素。实践教学的开展和"互联网"等"活力因素"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课堂教学得到了有效延伸。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教学"课堂坚守"与"课下延伸"有机结合,教学实效性和课程亲和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论民族关系调控中的社会环境建设

社会环境建设是实现民族关系有效调控的重要条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要求在动态发展中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建设中的种种问题,着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兼顾民族平等与经济效率,妥善管理人口迁移,努力营造民族团结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民族关系调控中应切实解决和妥善处理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政策与法规

本文立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特征,对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政策与法规的现状进行评析,对社区政策与社区立法提出工作思路。     

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

本文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所举证的"国际经验教训",就所谓美国"大熔炉"政策成功防止种族、族群矛盾"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的立论及其所概括的"特别是不允许"之类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了评析。认为这种所谓可资借鉴的"美国经验"是对美国种族、族群政策及其实践的误读和编造,也是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