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制科是科举制中一个较特殊的科目，它大致经历了两汉察举制、唐代的制举和宋代制科等阶段。从制科的兴衰，看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是很有意义的。制科的特殊，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制科直接上承两汉的察举制。从整体上看，科举本身就继承了两汉的察举制，但科举制中的常科──唐代秀才、进土、明经等，直至宋元明清的进士科，与两汉察举制已有较大的变革，而制科的变化则不太大，基本上仍是由皇帝临时制定科目，州郡举荐，中央策试。所不同的，两汉察举无淘汰，而唐以后的制举有中与不中之别。第二，制科的科目变化较大，从唐代的百…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     

西汉时期秀才举考论

秀才举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度的重要举目之一。对这一举目在西汉时期的设置及其演进,尤其其时是否已成“岁举”,论者向来人言殊异。笔者不揣冒昧,试在前人探究的基础上浅作考证。一探究西汉时期秀才举的起置以及考订其时是否岁举,首先必须对汉初察举制度的演进形成进行一番讨论。     

北魏的察贡推举制度

在秦汉选官制度中占主要位置的察举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废除,特别在北魏建立后叉恢复发展起来。北魏孝文帝时,州郡察举制成熟,“秀才”是主要科目,但与秦汉时明显不同;其次,还设立了“孝廉”科。这两科的州郡察举,前后又有明显变化。此外,北魏还存在着官吏特别荐举制度,作为选官的补充形式。州郡察举和官吏特别荐举组成了北魏时期较完整的选官制度,成为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和制举的滥觞。     

西凉秀才策试制度研究——以《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为中心

《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察举制度的实物资料。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策文的思想内容、秀才的士族身份等问题,事实上该文书还揭示了秀才策试制度的程序、公文体式等多方面的信息。它是王国体制下选官制度的产物,为我们如今研究北朝地方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中古政治和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文从该文书的书写形态出发,通过对公文体式的微观考察进一步揭示该文书的性质,以期对汉晋以来察举制度进行更直观、具体的考察。     

从刘昼“恨不学属文”看魏齐之际的习文风气

《北齐书·刘昼传》记载了传主求取秀才、作文献赋的经历，刘昼对举秀才的执着既来源于身边师友的示范，又受到当时人对秀才观感的潜在影响。同时，他不甘察举入仕的失败，采用献赋邢卲、魏收的方法试图混迹士林，亦未成功，终于发出“恨不学属文”的感慨。北魏中期以降文雅大盛的局面是古人基于其所处官场、士林的运作逻辑，在日常行为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形成合力而产生的现象。     

寒族士人之崛起与鲍照之"险俗"诗风

晋宋之际,寒族士人崛起,这不仅直接刺激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推动文学题材与表现内容发生转变,促使文学表现技巧进一步发展.作为寒士杰出代表的鲍照,其诗风以"险俗"著称,主要体现为:情感悲愤,表达直露;语辞生新险奥,节奏急促;关注中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借鉴民歌清新靡嫚的风格.这对南朝乃至唐代诗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论汉晋南朝时期官场“送故”活动及官场人际生态

"送故"是汉晋南朝时期官场腐败形式,它经历了从西汉时期的"礼仪性送故"向东汉的以"财物性送故"的发展,到东晋达到高潮。南朝以后,国家不断出台相关限制措施,使得"送故"逐渐走向衰落,但新的贪腐形式"还资"的名目抬头。"送故"现象分两类情况:一类是针对即将离任的长官,所送的内容具体又分为送钱、送物、送人力三种;另一类情况是长官在任上或是离职后亡故,原官府或故吏向其赠送大额金钱。"送故"活动的普遍发生,与汉代以来实行的察举、辟举选官方式密切相关;反过来,"送故"活动又对当时的官场人际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殷芸《小说》中志人轶事虚构文学中的虚构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具备虚构意识了,但志人轶事小说至南朝梁代的殷芸《小说》方才有虚构意识。殷芸《小说》是南朝梁殷芸所撰的志人轶事小说集,也是第一部以"小说"体裁的名称作为作品专名的小说集。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殷芸在《小说》中通过对志怪和志人的虚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学发展现状,其"小说"思想成为志人轶事虚构文学的开端。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

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     

南朝诗僧与乐府民歌创作

南朝诗僧借用乐府民歌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表现男女相思爱恋之情的诗歌,这在历代僧人诗作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们认为,南朝崇尚声色的社会风气、艳声俗曲引入乐府音乐、大乘佛教习学一切世间法的济世观对僧人写诗作文的许可,都导致这一独特文学现象的产生。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南北朝山水散文的文化异质——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书札为例

在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札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北朝与南朝山水散文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在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不同侧重有很大关系。     

试论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兼及南北诗风融合的文化动因

东魏北齐与南朝文学交流频繁。然而北齐诗坛并未出现南北诗风融合的局面 ,相反却转向华艳。这表现出北朝文学受南朝文学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折射出北齐的腐败政局及汉族士人备受压抑的心态 ,昭示出北齐文化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梁陈诗歌则昭示出汉晋传统文化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向心力实际削弱的趋势。西魏北周虽无文学创作的卓著实绩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于北齐、梁陈之外别树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周礼”文化系统 ,为南北朝诗歌走向初盛唐诗歌的成熟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特别的文化向心与凝聚意义。唐诗之形成不仅仅是北方刚健质实的思想内容与南朝日臻完善的艺术技巧的融合 ,关陇集团所铸造的长安文化精神是南北诗风得以融会的内在动因。     

从《诗品》看屈骚对魏晋南朝诗歌的影响

屈骚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勿庸置疑。但是,人们对这种影响,抽象肯定的多,切实研究的少。尤其具体到某一时期、某一文学体裁时,更是如此。譬如魏晋南朝诗歌在哪些方面受到屈骚的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回答。笔者试图作一点粗浅的尝试。魏晋南朝的诗歌,以五言为主流,这是文人们从民间学来的形式,它与句法参差错落的《楚辞》也不是直系亲属。另一方面,魏晋南朝虽有过中原动乱(八王之乱),且是半壁河山(东晋南朝),但由于此时玄言的烟雾弥漫诗坛,那种破族亡家之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南朝俳谐文学的日益繁荣及其"文多指刺"和游戏化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在当时思想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人性得到了全面解放,士人的放诞人格形成,尤其是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士人"嘲戏"、"隶事"等文化风习和适性、尚俗等文化心理所产生的驱动力,共同推动了俳谐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