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书信

重民先生有道: 大示敬悉。拙撰跋文,妄逞臆说,鶗鶆一条,尤为疏谬。过承奖饰,惶愧无地。副刊所披,颇为手民之误,顷已遵命缮写一通,径寄刘先生矣。补记一则,仍另纸录呈尊览,倘蒙附入,尤为荣幸,敦煌遗物,价值之大,固不待言,更得硕学如先生者整理之,真不朽之盛事也。大著单行,盼能早日出版,俾得先睹为快。余不一一,敬颂     

论闻一多人格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是一位为国为民奋起而执笔的"斗士"。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东方文化的"绝对之美",始终对国民党的"兽行"进行最猛烈的冲击。他拥有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斗志"和"文化态度"的行为,这些都将其"方正"人格显现得淋漓尽致。闻一多虽然失去宝贵的生命,但是他有了"道",因此,获得圆满和永生。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闻一多颂

诗人、学者和人民英雄闻一多先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当祖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及其走狗压榨下面临危亡的时候,拍案而起,愤然投身于广大人民救国家、争民主的火热斗争,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姿态,不怕威胁和恫吓,向蒋介石卖国独裁统治猛烈冲击,英勇斗争,不幸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正气歌。他的一生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的一生,是从热爱祖国和民族走向革命的一生,是不断改造自己为真理而献身的一生,是坚强不屈光辉灿烂的一生。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闻先生,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并且希望我们写“闻一多颂”。     

闻一多诗选释

一、孤雁古往今来,以雁为题材的诗篇,比比皆是,这因为雁与燕子一样,都是秋往春来的候鸟,鸿雁又和鲤鱼一样,带有尺素传递音讯的象征,为别离人所冀盼,而雁又是群居,互相呼援,所有这些,都能引起诗人的遐想和感触,成为借以抒情歌咏的对象。杜甫有诗《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     

闻一多与顾一樵

一九四七年六月,闻一多先生遇害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次长顾一樵(毓琇)在《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五期上发表了题为《怀故友闻一多先生》的悼念文章。作者不仅以沉痛的心情回忆了与闻一多早年在清华学校同学订交、一起赴美留学、学成回国在母校教书共事的友情,而且披露了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婉言谢绝顾一     

闻一多论新诗

诗人论诗,往往独具卓见。杜甫怀念李白的五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就被认为概括了诗人风格的很有见解的诗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真进行探索,有所创新。“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①这里打算就闻先生对新诗的论述,谈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西夏的书信文书

书信是人类社会很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在西夏社会中同样发挥了其他文书无法替代的交际作用。西夏书信文书是西夏文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和掌握西夏社会的相关情况。为此,我们利用目前手头上的一些西夏书信资料,对西夏书信文书概况、西夏书信文书内容这两大方面从文书学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从而完善了西夏文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     

鲁迅书信拾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副刊,是一份稀见的报刊。它自1927年3月22日创刊至同年8月31日,共出版了158期。“七·一五”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勾结,共同残杀中国革命。从7月31日起,《中央日报》星期版《上游》地位,即由叛变革命后的司法部法官政治党务训练班特刊     

彼特拉克书信述评

本文主要以彼特拉克亲自编纂的通信集为研究对象,来审视这位文艺复兴之父的思想轨迹。首先,彼特拉克非常注重剖析自己,注重自己的名声,开启了人文主义者自我意识的大门。其次,彼特拉克对古人和教会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非常崇拜古人,但又认为古人也有缺点,后人能够超越古人;一方面他批评教会的某些弊端,但又极力维护教会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精神面貌,以及人文主义者特有的内心矛盾。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

新月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个新格律诗派,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却有着不同的诗律论。闻一多追求的是音尺连续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韵律的诗;徐志摩追求的是意顿对应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旋律的诗。两种诗律形式各有优势,体现的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可以平行发展。     

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对闻一多曾经提出的“文化的国家主义”这一思想现象进行重新读解和审视。“文化”的立场反映出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而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与看取则折射出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中,前者的人属性与后者的本质性所构成的精神紧张最终决定着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论闻一多新诗韵律与诗思的对应关系

闻一多在新诗创作中注重发掘诗歌形式结构的内在意蕴,在一些作品中将形式与内容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隐喻;在另一些作品中则通过内蕴主题与外在诗式的对立来扩大诗的张力.他在新诗韵律选择及韵的安排与转换方面均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实现了语言形式与诗情诗意配合无痕的艺术目标.     

压出来的“新”——论闻一多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

作为五四新一代的文学史家，闻一多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研究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亦包括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细读《伏羲考》，可以见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设想。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最终压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新”，这便是闻一多强烈个人风格生成的原因。     

“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并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学术的未完成性。     

论新诗"传统"的自我呈现

新世纪之初关于新诗传统的论争既是百年新诗发展中不断引发争议的核心议题,也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面临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探索价值与诗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本文通过辨析传统,回答新诗有无传统及客观论述新诗得失的方式来拓展视野,在透过现象抵达本质的过程中让新诗传统得以自我呈现。     

产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国家的现代化是领域分化与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由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连续过程。绝对国家对神权国家的替代消除了教权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宪政国家对绝对国家的替代则把自由的概念植入了国家的灵魂。宪政国家奉自由为宗旨。于是,现代公共生活被定型为个人自由的工具,是通向私人生活之幸福的手段。这样的定位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面临转型的挑战。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     

《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

写本《文海宝韵》保留有刻本缺失的序言和卷末题款残片。本文对这些残片拼合整理、翻译后作了初步研究。从中发现了创制西夏文字的记录 ,充实了关于西夏文创制的内容 ,再一次确认西夏文字系元昊时期创制 ,了解到有关细节。还用西夏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印证了西夏元昊称帝时间和加冕等重大史实。由年款和史实记录初步推定《文海宝韵》成书于天赐礼盛国庆年间 ,即 1 1世纪中期 ,属西夏前期 ,其编纂者是以罗瑞智忠为首的一批学者。参与此书编纂的有身居高位的官员 ,有通晓切韵的僧人和学者。序言对本书内容和特点记载表明西夏人对西夏语音科学的认识。从《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序分析了二书的关系 ,《五音切韵》将《文海宝韵》中的字纳入到韵图、韵表中 ,两书出于同一个朝代 ,有颇多重复的序言 ,内容相互关联     

尹文其人考略

通过外征与内征两种资料可以考证,尹文子的族氏出自于周,而其国籍却为齐,并作为稷下先生活跃于齐宣王、湣王之世,时间段应该为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284年之间,前后共计35年。尹文子交游广泛,如与宋钘、田骈、彭蒙等同学"不治而议论",同公孙龙同为名学,是先于而非后于公孙龙,至于与老成子交游却尚有疑问。至于历史上记载尹文子生平的有关文献,后人应该予以甄别,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的"文子"不能误读为"尹文子",《孔丛子上》所载尹文子见子思子之事定为虚妄,《艺文类聚》所载尹文子之死纯为杜撰。尹文子处于士的阶层之中,其"士"之身份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