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性际关系的管窥

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指小说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对男女两性之间关系的描写而透露出的相关叙事姿态与价值趋向,它在相当程度上标示着作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与广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中的性际关系是由小说中的爱情婚姻叙事来展示的.然而,在"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爱情叙事所呈现的性际关系是错位而虚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不能深刻诠释特定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本质.之所以如此,除了爱情婚姻叙事被过多地赋予了阶级与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之外,还由于传统小说中的男权意识的影响.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明清小说评点章法概念析

“章法”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从传统“小学”引进的结构概念。起结章法属于古注语的篇法 ,表现小说叙事的层次特点 :遥对章法近似古汉语的对比修辞 ,表现了章法的层面 ,构成叙事的情节和话语关系 ;板定章法指明清小说中一些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和描写技巧 ,形成小说的程式化叙事。章法概念与字法、句法统一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 ,形成了文本叙事的语言表述层次 ,又与建筑概念和戏曲概念共同建构出小说叙事的时空结构。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英雄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艺术上的“英雄”,而不同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是在传奇与崇拜关系中塑造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被置于悲剧和狂欢的交织与映衬中塑造的.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

小说反讽叙事作为小说中的一种非直陈式叙事方式,注重以与作者相“间离”的叙述者讲述故事,营构婉曲的多重叙事视境,从而使文本具有一种隐幽委婉的含蓄美;并且注重将两极悖立因素构成相互对比,在悖立状态中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而在其委婉的外表下,反讽叙事所体现的又正是作家对世界深邃的洞察力与自信的心态,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清澈见底”的消醒澄明的视境之美。     

表述未知世界的隐喻方式——论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

本文从叙事文体的角度,通过对劳伦斯小说文本的分析,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准确性,阐明劳伦斯小说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变异,即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论文也表明,由于圣诗所发挥的隐喻性作用,人们才得以理解劳伦斯作品中那难以言述的可称之为未知世界的原始之境,而这些恰好构成了劳伦斯作品的核心意蕴。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赵树理"问题小说"结构形态溯源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部分构成。现实世界是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想象世界则是为了解决问题,并突出主流意识形态预示的光明前景。现在探讨形成这种结构形态的根源,就成为一个新的话题。通过深入探讨深受史官叙述影响的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可以发现,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形态与中国古代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有着类似之处,共有的清官情结和道德关怀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形成了这种“现实——想象”的结构形态。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

“新乡土小说”以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往返于城乡两域的农民为表现对象,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于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所以这一创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含混的特征;“新乡土小说”的价值困境表明,只有充分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汇,才能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上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     

"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

明代中叶 ,在复古与新变思潮的交汇中 ,《三国》与《水浒》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 :“演义”与“小说” ;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 :庶民与文人。前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 ,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 ,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 ;后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 ,即文人可以假小说以自娱、假娱乐以发愤。围绕着“教化说”与“娱乐说” ,明中叶人在小说的兴起、性质、意义、文体特征等各个方面 ,都建构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世界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