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我们确立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这一论述框架;在此架构中,对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进行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如何在接受域外文论影响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其他亚传统一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融突和合"这一转化机制:从对域外文论的介绍、翻译、阐释,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中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     

中西叙事概念"脱卸"与"转换"辨析

本文探讨中西叙事概念,提出"脱卸"与"转换"在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中都是表征情节转变的概念,中国评点家称为"脱卸",西方理论家称为"转换".西方文论没有脱卸一词,可以借用中国的脱卸概念,中国文论没有突转一词,也可以借用西方的突转概念,它们在中西叙事理论中是可以通用的.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先秦文艺生态学思想研究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生期;而这种思想意义的发生,是以特定思维方式的发生开始的.此际不仅某些文学作品萌露出比较鲜明的生态意识,而且文论中突出彰显了文艺生态学的某些重要命题.先秦文论家对文艺与"政象"、文艺与人"心之枢机"、文艺与"两仪"关系的描述,不仅体现了文艺生态学思想发生期的哲学高度及意蕴,也显示出先秦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广泛样态及其深入性.     

试论鲍照于齐梁之际的文学影响

<正> 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钟嵘:《诗品》),然而他谢世后不久,其创作的"超丽"(虞炎:《鲍照集序》)就引起了齐代文学家们的注意;至梁,其影响则直侵凌谢、颜,构成了"师范宋集"(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的主流派,形成了风靡盛行的"鲍照热".齐梁的文论家们特别是梁的文论家们对此颇为惊奇乃至不满,故而多发批评之辞.因此,客观认识鲍照在齐梁的文学地位,正确揭示"鲍照热"盛起的原因,认真辨析文论家们对于鲍照的批评,这在鲍照研究中当是颇有意义.     

跨文化语境下解读的悖离——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183;自然》的误读

本文以宇文所安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对<二十四诗品·自然>的评论为例,具体从道家哲学的"自然"观、古典文艺理论中的"自然"论以及文论家眼中的"自然"文学这三个方面来就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自然>的误读进行分析.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十年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讨论述评

持续近十年的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必定会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但讨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其中有两点值得反思一是"转换论"命题的表述本身存在问题,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二是就古代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的作用而言,争论其能否实现转换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需要做的是从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古今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从而找到利用古代文论资源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使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真正取得实效.     

"言不尽意":中西文论语言的默契--以英伽登现象学文艺学思想为例

"言不尽意"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最早出现于《易传》.魏晋时,士人对"言意之辩"的层层探讨,最终使"言不尽意"成了一种语言艺术的追求,更是文论语言所达盼到的一个境界.无独有偶,在一千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现象学文论家建立文学本体论学说,其学说对文论语言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通过对比和分析,不难发现,尽管由于中西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别,但文论语言发展至今,中西方已在"言不尽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产生了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     

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大讨论十年来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这些努力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因此,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重建中国文论要调整方向,就要回到"失语"的根源——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上来。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两个话语规则: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失语"是由于中西异质而不是古今异质造成的,只有掌握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规则,才能立足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以我为主融化西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     

近年“中国文论”研究的两个思虑方向与文论教学

近年以来,国内文论界围绕"中国文论"的学科发展现状及走向等问题多有研讨.反观其议题所指,有两个问题堪称近年国内中国文论界最主要的思虑方向:第一,有关中国文论研究的价值追问;第二,有关中国文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反思.当下的"中国文论"教学,应对这两个思虑方向予以充分注意.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1917年中国文学思想史论--胡适与陈独秀文学思想之比较

1917年中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适发"文学革命"之先声,陈独秀成为"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主将.两者虽同样倡导文学革命,但其文学思想倾向不尽相同.胡适更侧重于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超政治的文学观念,主张"中国文艺复兴",对传统文化有着较清醒的判断;陈独秀则将文学形式和题材内容必然地联系起来,并将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逻辑地联系一起,主张与旧文化从根本上决裂.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懂"是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以"懂"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把"读"和"解"进行了区分,"读"和"解"都属于文学欣赏活动,但"读"比"解"更具有根本性,没有"解"仍然可以欣赏,并且不影响欣赏的性质,但如果只有"解"而没有"读",即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味,那就构不成欣赏。中国古代的"解"主要是文意上的,它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存异与靠拢——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势

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发生了多元变化;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在较具规模的当代转型中,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气象: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闪亮登场",形成一种"新人"与"老人"、华裔作家与华人作家"同台共舞"的新格局.由于多种原因,华裔作家与华人作家的文学取向,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但是,就谋求作为所在国少数族群文学的生存、发展权利与质量,进而以谋求作为所在国少数族群文化的生存、发展权利与质量而言,二者则具有充分的共同性.     

试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自师传。西南联大文学教授的主体是欧美留学生,他们接受过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有的外国教授本身就是现代主义诗人和理论家,他们通过教学、创作、译介、批评等课内外形式向学生传授现代主义文学方法和经验,培育出一批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者,从而形成了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现代刻字艺术性创作原则初探

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已走过将近三十年的历程,如何提高现代刻字艺术表达能力,已为现代刻字艺术家、文艺理论工作者所重视。从现代刻字艺术发展实际而言,现代刻字艺术性创作原则,除了通常所说的写刻相合、形色俱佳等原则以外,还要注意把握刻前书写的艺术性原则、造型的弹性原则、书刻的审美价值原则等艺术性原则。而这些艺术性创作原则可以通过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广读博阅猎取知识、不拘一格敢于创新、勤思苦炼善于雕琢等途径,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提高。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进程,大体经历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总结和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不能离开这条根本主线。有些"转型"的论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相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回归历史本位，重审文学危机

文学危机成为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文学的衰落有着更深的内在机制。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狭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精神在大众文化的解构策略下出现了危机,而文学精神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息息相关,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