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向心力作用

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在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并给予赴福建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而且在福州设立台湾试馆、会馆安置士子.福建乡试的对台优待办法促进了台湾士子更加热衷于渡海到福建参加乡试,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晚清县官治理研究

晚清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嘉、道、咸时期清廷主要通过继承清代中前期做法去完成县官治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危机增强,清代中前期清廷那相对有效的县官治理政策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被迫发生变化.它不仅导致了同光时期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的部分调整,而且也导致了光宣时期清廷对县官管理的"加强".尽管如此,晚清清廷的县官治理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乾隆末年藏兵进出台湾始末探析

乾隆末年,台湾爆发林爽文事变,清廷从内地调拨军队赴台平乱。四川屯练降番二千多人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从四川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爬山涉水进入台湾。藏兵在台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受到朝廷丰厚奖赏。战后,清廷还将四川屯练模式在台湾熟番中推广,取得较好的实效。     

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

清廷统一台湾后,随着移民的涌入,政府对台湾控制不断加强。清廷以政权的力量在台湾制造了食盐商品的特定市场,使食盐贸易由原先的物物交换转化为专卖形式。政府力图通过食盐专卖收取饷银,解决军饷及财政支出。台湾食盐贸易的制度化,其实是台湾内地化进程的重要表现,政府通过这一过程将台湾纳入有效的管理体系中。     

浅论康熙朝海峡两岸的和谈

康熙朝清廷与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有过多次谈判,郑经在谈判中声称台湾“非中国版图”,始终坚持“效朝鲜例”,其目的是要把台湾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郑经的观点与台湾的历史毫不相符,也是对其郑氏祖先开发并收复台湾历史的否定,当然不能为清廷所接受。     

台湾建省之议应始于乾隆二年

1683年(康熙22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清朝政府管理台湾后,在台湾先后设置郡县,其中尤以改台湾为行省,可谓大事。清廷于1885年(光绪11年)决定建台湾为行省,但台湾建省之议始于何时尚存疑点。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供一得之见,以就教于同志们。关于清代提出台湾建省之议(即朝臣提出台湾建省奏议)的时间,旧志皆称始于清代末季,近人著述也往往沿用此说。如《台湾人物志》载称:“先是,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台湾建省,廷议不从,至是左宗棠复言。”连横的《台湾通史》、李震明的《台湾史》等均主是说。连横说:“光绪十一年,秋七月初八日。钦差大臣左宗棠奏请台湾建省”,李震明说:“中法战争之际,法军封锁台湾,清廷感觉台湾建设之重要。内阁大学     

清初广东海洋经济

清初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 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了残酷的迁海措施。迁海实质是防内之海防。防内几成为清前期海防之国策。迁海期间， 各种海防工事的构筑与严密防守， 对宋明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广东海洋经济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新疆建省余事述议

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简任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为新疆省的首任巡抚,宣告了新疆全境实现郡县制的开始。这在晚清政治生活中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因为在整个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新疆是首先改变原有政治体制、设立行省而实行郡县制统治的。随后,台湾设立巡抚,东北盛京(今沈阳)、吉林、黑龙江亦置总督、巡抚,蒙古等地区设省问题也被一些官员提出议论。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

刘铭传(公元1836-1896年),字省三,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人.1884年,清廷任他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使法国侵略军占领台湾的企图遭到失败.他从1885年至1891年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制定和推行"台湾产业近代开发计划",促使台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这在近代台湾史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可以说,他是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     

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清末浙江学生的回忆为中心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产生了第一代学生。他们作为与科举时代士子、童生所不同的新式读书人,其所经历的学生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浙江是中国较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地区之一,文章通过对其时浙江学生沈雁冰、蒋梦麟、钱均夫、马叙伦等人的历史回忆进行梳理分析,再现他们学习活动与社会交往等学生生活场景。而诸如这般的学生生活,也因为处于鼎革年代的特殊机缘,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与交往都充满了历史的范式色彩。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转折时代困境突围,展现他们承前启后、与众不同的生活状态。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清季科举变动的知识效应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引导士子读书趋向于新学，书业面貌随之改观。在科举变动过程中，各地主政者对新、旧学的态度，是造成读书风气地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取士新标准也带来了科场文风的变化，成为学界风气转移的象征。制度变革的知识效应，是理解清末社会知识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

清代两江总督是光绪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地方总督,从其设置直至清末,被朝廷正式任命的共有83人.本文以两江总督的任职背景与行政经历为视角,采用数据统计和列表的方法.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结构的总体形象,描摹出其仕宦生涯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群体普遍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