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安东尼·吉登斯对解释社会学的三次超越

吉登斯建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是通过对解释社会学的批判性超越而实现的,这种批判性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吉登斯澄清了行动的概念以及行动与目的、理由和动机的关系;将行动理论与对制度结构的性质分析联系在一起;解决任何试图阐明社会科学方法的逻辑都会遭遇的认识论难题。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的飞跃——对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的解读

探寻吉登斯从二元性到二重性飞跃的轨迹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本体论出发对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予以澄清,接着就此世界中的关键要素——行动与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新型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逻辑。最后,提出双重解释学来应对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现实生活与专业性世界的交互性。     

对法律规范的社会学观察——论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思想

卢曼的法社会学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卢曼晚期的法社会学通常被认为代表卢曼理论成熟时期的观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借鉴。相较于此,卢曼早期的法社会学理论则在全球范围被普遍忽视。然而,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就研究内容而言,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对法律规范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描述,并从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锻造意义的概念作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化的机制和基础,等置功能比较的方法和现象学化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特色与贡献。     

吉登斯“反思性”思想的运行逻辑

反思性是吉登斯众多学术著作中极为重要且极为核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理论中;其二是现代性的反思性,主要强调把关于社会实践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反过来应用于基于这些知识和信息而衍生的实践,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社会实践的特征,并由此使得知识成为制度组成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反思性思想所包含的两个层面都特别强调知识在人的行为建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反思性思想的第一个层面侧重实践理性对人的指导作用;第二个层面则凸显了理论理性在现代性中的指导作用。     

从“无中生有”到“据为己有”——“现象/解释”学中的“主体”转换

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确立,到现象学的主体还原,再到解释学的主体生成,这一系列逐层深入的过程,证明了主体问题并非如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样,在宣告主体之死之后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问题。由认识论所引发出来的主体实际上一直都是开拓全新的问题域的有效平台。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摇晃的方法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由“暗”到“亮”——谈初中作文语言的生动

在初中阶段，学生作文基本上都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这些文章虽有真情实感，但有时并不能很好地打动人、感染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呢？是因为为数不少的作文语言过于平淡．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的脸面没有光彩，十分暗淡，缺少亮色．不生动，给人留下美中不足的感觉。由此可见，语言生动对于作文的重要性了。只有作文语言生动，作文才能由“暗”到“亮”，富有生命力。     

从“双重虚无”到“双重超越”——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成长的困境与对策

为了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弱势群体子女大学生的成长问题需要引起必要的重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则需弱势群体子女自身来思考和行动。高校弱势群体子女在自身的成长中要避免走入＂双重虚无＂的困惑,即使无意走进也需及时在班级辅导员的引导下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审美意识,让思路引导出路,从而走向＂双重超越＂。     

康德美学“自律-他律”二重性格论——兼谈国内康德美学研究的若干倾向

审美越是自律纯粹,人的诸机能越是能协调运转,批判哲学体系完善的效果越是明显,康德美学越是自律,其他律意味越是浓重,因此,康德美学的自律与他律水乳交融。另外,康德的美学论证采用双双对举的方式,优美之外有崇高,纯粹美之外有依存美,但其价值准针已向崇高和依存美倾斜,康德在重视自律性美学之余,还给他律性美学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康德美学自律与他律兼备的二重性格,实源于康德对人坚持的两重性之独特观念,人既是感性、有限的,又是理性、无限的,人就是一种同时拥有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存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康德美学的自律性格,并以自律性覆盖整个康德美学,使康德成为他律性美学的敌人,它们对康德美学过时的责难就是不得要领的。     

“结构”内外的“行动”——试比较韦伯与吉登斯关于“行动”的论述

"行动"问题是社会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对"行动"问题,特别是在"行动"与"结构"关系中做出经典的阐述.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行动"论述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韦伯明确地界定了"行动"概念,而且认为社会行动优先发生转变并作用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外在于社会结构.吉登斯只是在论述结构化理论时,含糊地提到了"行动",并认为行动既受到结构的制约--在结构之内,又作用于结构的再生--在结构之外.两者论述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分析视角由二元对立向多元融合的转变.     

“社会”的意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研究

以布洛维、赖特为代表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从构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相结合，对“社会”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把它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们认为，社会是经济与国家之间一个特殊的制度空间，社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稳定的保障，社会的进步是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社会的构建是应对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根本。这些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信任风险”到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新探

在现代性的诸种特征中,新型信任机制尤为重要,而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分工化、交往快捷化的特点,信任的基础并非了解和信心,而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不得不信。这样的信任存在着广泛的风险,也是因为无知,潜在的风险并不能为人所注意。在信任风险背后,就是整个现代性的风险。而抵御这种风险,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全新的制度建构。     

从“校园三部曲”看戴维·洛奇的文化融合思想

以文化研究为切入口，旨在揭示洛奇在＂校园三部曲＂中所体现的多元文化融合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双重结构和互文手法的运用使三部曲充满了多元性和对话性，这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形式契合了多元文化融合的主题，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交往理性”构建——深度解释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在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构架内得到恰当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融合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其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从深度解释学视角看,新意识形态论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象征形式,是一种历史谋划;相对于旧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更具迷惑、辩护和操作性;在韦伯对自然祛魅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解释基础上,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     

由苏东剧变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本文通过对苏东剧变的探析 ,指出任何一个政党 ,无论它曾经多么强大 ,如果不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不是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 ,不重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最后都将难逃垮台的结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正是对苏东剧变教训的深刻总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向度——由“市民社会” 概念出发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一般地指向物质生活关系的研究,同时在此深入中还体现自身为哲学批判。但这两重批判的联合并不意味对实证科学的无原则认同与对哲学的单纯拒斥,正是在对市民社会之实证—肯定与批判—否定的双重维度中,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哲学”向度。此一新向度所开启的乃是一种脱离思辨范畴,并力图从范畴前的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历史的存在论境域,也正是此一境域的打开,为唯物史观的实践原则完成了哲学奠基,并切实拥有对当代社会的本质批判力。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