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

鲁迅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不够。其原因与鲁迅的翻译著作出版状况有关;与我们对“翻译”的成见和误解有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缺陷有关。针对鲁迅的文学翻译,要注意历史层面的研究;研究一定要有辐射性;要重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翻译学研究。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钩沉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创作与他对西方诗剧的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西方诗剧的翻译,郭沫若产生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并进而完成系列体裁的历史剧创作.受西方诗剧翻译的影响,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无论是借助于现代生命意识的张扬回应五四文学的命题,还是对于现代戏剧创作人物构造,以及"情调"勾勒等方面都做出历史性的探索.通过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创作与诗剧翻译关系的辨析,全面阐释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疑点和难点问题,对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群体具有借鉴性的价值.     

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的翻译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1978年以来文学史与传记对鲁迅形象的重构

1978年以来,随着政治语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对鲁迅进行重新书写。总体而言,新时期的鲁迅形象建构有几大新变:其一,"政治鲁迅"逐渐向"凡人鲁迅"转化。其二,现代文学史中叙述鲁迅的部分与鲁迅传两者的关系得到解绑。前者开始专注于"鲁迅的文学"而非其政治意义,后者则开始多方位重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其三,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鲁迅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传记文学也开始出现鲁迅与其他名家的"合传"。1978年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文革"十年受到重灾,鲁迅研究长期孤立地进行,没有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不出鲁迅研究具有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鲁迅立人思想的启蒙性、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整个现代文学影响的整体性和根基性、他的杂文显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倾向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都要求将鲁迅研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中进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尤其应关注他一生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是以往研究界忽略的方面.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的认识及其发展

中国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形象常常是扭曲的;中国翻译有着曲折的认识过程,但其未来是可以期待的.本文主要结合中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重要发展时期,分析翻译认识的发展历程,梳理翻译认识的发展线索,并把这一线索简要归结为"小辨"论——工具论——媒婆论——独立学科论.     

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天下》与鲁迅的"天下"传播

<天下>是一份英文文化期刊,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先后在上海与香港编辑出版,在公正性与国际性的原则下"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所以<天下>虽具有官方的资金支持与人事背景,但还是从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向西方大力译介宣传鲁迅.<天下>对鲁迅的译介与责任编辑姚莘农有极大关系.鲁迅逝世后,姚莘农第一时间在<天下>刊发<鲁迅:他的生平与著作>强调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利用"书评"栏配合宣传斯诺<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还接连在<天下>刊发鲁迅作品的英译文,向西方世界展示鲁迅的文学成就,从而充分利用了<天下>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构起的国际文化空间,扩大了鲁迅在西方的影响.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论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翻译,出于实现"醒世、觉世"的政治抱负.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还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其政治取向,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鲁迅、郭沫若对悲剧理论的贡献

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观有很大的不同,创作风格也迥然有别.鲁迅的小说主要写"下层社会的不幸",郭沫若写的多是"历史转换期"的大悲剧;郭沫若的悲剧人物比较单一,鲁迅的悲剧人物则具有多样性.但是,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理论与实践,在差异和互补中共同为中国现代悲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留学时期,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均有儿童文学翻译力作推出.鲁迅在对象选择与翻译风格上别具一格,这不仅缘自其内心的共鸣与艺术个性,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潮声,甚而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主题与题材方面,五四时期侧重个性与博爱、童心童趣、人与自然的和谐,30年代则偏重社会关怀;从话语语调的选择,到插图的配置,均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其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建、乃至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自身的创作亦不无影响,诸如文体形式的借鉴、题材的选择与艺术构思,童话作家与童话意象进入作品,自然描写、儿童描写、动物描写的展开,等等.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对道家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像鲁迅、胡适、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和沈从文等都与道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对道家文化贬抑者有之，批判者有之，重新诠释者有之，默默吸收者亦有之；尽管道家文化有着不少消极面，但它确实给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带来了丰富的智慧和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精神素养和艺术表现形式，并以其自身文化品格的柔韧性和弹性使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熠熠生辉     

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方向的讨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究竟应该放在文本的"语言转换"还是"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该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来解析翻译语言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