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评南宋时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陈亮,曾与孔孟之道的忠实维护者、反动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展开了一场以王道与霸道为中心论题的大论战。这场我国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集中地反映了儒法两家之间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宋明进步思想家反理学斗争的一场激战。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不但跪倒在孔老二脚下,对朱熹也是五体投地。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读《甲辰答朱元晦书》

《甲辰答朱元晦书》是陈亮一一八四年,给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字元晦)的一封回信。陈亮是我国南宋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南宋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金人不断南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朝庭屈辱苟安,国势危殆的时代。在如何对待这种苟安局面的问题上,陈亮坚持了法家路线,坚决主张实行改革,提倡富国强兵,举用贤能和有抱负之士,“驰驱战场,赶走女真,收复失地,洗刷国耻”;同反动“理学”家的代表朱熹的反对革新、反对提倡富国强兵、反对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反动路线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晚年陈亮和朱熹曾多次通信,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在这场论战中陈亮对朱熹的反动路线予以有力的驳斥和批判。《甲辰答朱元晦书》就是这场论战开始时陈亮答朱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功利”     

朱陈论辨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陈亮同朱熹关于王霸义利的一场争论,开始于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持续了将近三年之久,最终还只是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然而它是南宋思想界一个重要事件,对当时的思想界既搅起了一大波澜,对以后的思想界也具有很大影响。陈亮是一个才气横溢,在生活作风上有些不拘小节的人物。他同朱熹相识,大概是在淳熙五六年(1178或1179年)内。介绍他们认识的是金华的学者吕祖谦。此后二人便不断有些来往。而在淳熙五年(1178),陈亮在写给宋孝宗的一道奏章中,对当时的儒者们作了严厉的批评,写道:“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这些话当然会为朱熹所不满。到淳熙八年(1180年)冬,吕祖谦去世了,陈亮在祭吕文中写有“孝悌忠信常不足以应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等话语,朱熹闻知之后,更认为这些言论太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规范,过分地离经叛道了。     

陈亮“道存于物”思想浅析

陈亮作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以其独特的道论为基础,提出了道行于事物之间,道不离日用的观点,并进一步阐释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思想。陈亮“道存于物”的观点对南宋儒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极其鲜明地体现出陈亮思想的学派特征。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义利双行”、功利主义，还是“义利统一”——陈亮义利观研究评述

学术界对南宋陈亮的伦理学思想的研究不断深人，对现代社会，陈亮的义利观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在研究陈亮的义利观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认为陈亮的义利观是“义利双行”，一种认为陈亮的义利观属于功利主义范畴，一种认为陈亮讲求的是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本文试就三种观点的得失做一综述、剖析，并阐明自己的研究见解。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论朱熹“利者，人情之所欲”的内涵 ——兼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之比较

[提要]朱熹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言“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只是分别对“义”与“利”作出界定,并没有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之意,同时又通过进一步引述程颐、杨时所言,表明君子和小人对于义利的所喻、所好以及取舍之完全不同,讲的是“喻于义”与“喻于利”的相互对立。尤其是,朱熹多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继承程颐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利不是不好”,不仅没有完全否定利,而且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遗憾的是,朱熹门人后学将朱熹所言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相混淆,强调义与利的相互对立,实际上误读了朱熹的思想,掩盖了其中对于利的肯定。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朱陈之辩再思考

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而这种不适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场著名争论的实质。其实,朱陈的分歧并非在是否要功利,而在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层次。朱陈之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古人如何理解历史与政治的案例。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义利”说基本特征新探

传统“义利”说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二者关涉的内涵甚多,“义利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停歇。关于“义利”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义利”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外在形式上体现了精神物质与整体个体并存,历史发展上体现了由统而分与由分而合递进,具体内涵上体现了政权核心与人本核心互动,内在实质上体现了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统一。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挟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