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农村家庭经营的理论探讨

本文试从家庭经营的变迁过程中,探讨家庭经营的主要优势、继续坚持家庭经营的重要意义和对策。一、从家庭经营的历史演变中看生产力的作用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完整意义的家庭必须是个体的。家庭经营,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生产时期发展的社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在原始社会,是没有个体家庭的,更没有家庭经营。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 ——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

基于一起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大规模农地流转案例,分析大规模农地流转分别在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农民生活与乡村治理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经济效果看,在从事粮食种植的条件下,大规模雇工经营不如中等规模的家庭经营效益高;土地流转将更多农民推向劳动力市场,改变了农民家庭经济生活方式。从社会效果看,它切断了自发流转形成的农户循环,消解了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农村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发展合作经济迎接WTO挑战

对WTO有很多内容，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要做好政策、法律、相关产业、产品等应对措施的研究和制定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体系，特别是要通过发展合作经济，增强我国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竞争力，在WTO框架和规则内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有效支持。一、应对WTO需要相适应的农村经营体制和配套的微观经济组织体系通过二十年的改革，我国农村建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扩大了农民的经营…     

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日本农业家庭经营现代化的条件

本文对日本农业家庭经营形成的原因,以及由传统的家庭经营向现代化的家庭经营转化的条件,做了具体的分析。作者认为,日本家庭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是极其特殊的,但是它的某些方面,也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安徽省贫困地区农民增收减负的分析与对策

“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作为一个相对性独立的范畴,它与作为农业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家庭经营”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在严格的意义上,农业家庭经营制度指的是以农业家庭经营主体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则化、契约化的行为关系,而农业家庭经营则是指以家庭为单位,以使用家庭劳动力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根据不同制度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结构中的相对地位或层次,可以将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分为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三大类。其中,交易制度是农业家庭经营制度效率增长的核心,产权制度是前提,收益分配制度是动力或保障。确立农业家庭经营制度这一独立范畴,对于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农业微观组织制度改革与创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试论从农村家庭经营到双层经营的过渡

大量调查资料表明:(1)农村中60%以上的村级经济极其薄弱;(2)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制特征的双层经营在现实中变成了独立的农民家庭单层经营(简称家庭经营)。于是,如何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问题便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许多经济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讨。但是,我认为在众多的经济学者的探讨中,却忽略了这样三个问题:(1)家庭经营能否直接过渡到双层经营上;     

晋西北农村家庭经济的活力机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普遍实行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和完善了农村家庭的生产职能。农村家庭作为生活、生产并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摆脱了改革前的强制平衡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收益级差和经济模式的异构化趋势。笔者以河曲县砖窑沟流域为例对晋西北农村家庭经济的活力机制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山区农民的致富规律,为加速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指明方向和途径。     

家庭经营经济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

提高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开辟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促进农业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基于我们在农村中的体验，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家庭经营、我国国情的结合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般性服务内容及其发展完善应坚持的一些原则。     

村民委员会性质与作用的再认识

村民委员会性质与作用的再认识赵永行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为适应农村社会生活新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群众自治组织。它的建立，改变了农村原生产大队一级的组织结构和党、政、经三组织职责不分的状况，在组织、管理和协调农村基层社会生活...     

河南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基于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及兼业化分析

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是新时期河南省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专业化及兼业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两种经营形式,在农业发展不同时期对其有着不同的指导作用。通过专业化与兼业化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的现状,并以家庭经营组织创新的典型形式——家庭农场为重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来家庭经营组织创新的路径,即专业化与兼业化并存的二元选择。     

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手工业经营组织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乡村手工业的基本经营组织,尽管在表面上始终保持着自然经济的外观,但实质上一直在进行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演进,其中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生产经营的商品化性质的演进;家庭规模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大量涌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包买商制度的兴起。正是这种渐进性演进的累积,为推动原始工业化和迎接近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论家庭经营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家庭经营与农村合作经济关系系统中 ,合作经济不是对家庭经营的替代 ,而是对家庭经营固有局限性的补充和完善。相反 ,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领域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不仅是我国农村经济一项长期的基本制度 ,而且是合作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论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中建立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使一些人对五十年代进行农业合作化产生了怀疑。有的说,既然家庭经营好处多,当年何必搞合作?有的说,过去搞合作化,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现在应该彻底否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变革的目标选择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出我国可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实现的模式是由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到现代农场的转变 ,实现过程分为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和发展、家庭经营的完善和提高及现代家庭农场的形成三个阶段。同时指出了土地家庭承包权转化为土地收益权是我们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基础 ,并提出了家庭农场实现和发展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     

我国农地家庭经营模式发展的制度思考

家庭经营是我国农地的主要经营模式,现今主要发达国家也表现为大部分农地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模式能较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当前,如何使农村的家庭经营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是这一模式发展的核心问题。完善个体农户农地使用权的股份化制度、确立股份合作制经营制度是农地家庭经营模式发展的可取方向。     

关于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探讨

本文从心理、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方面，探讨了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正在衰减、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短期内难以普遍发挥效能，随后提出了在农村社区推行“老年集体自我养老”的构想，并分析了这一养老形式的可行性依据，列举了它对老年人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将其作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保障的补充，与之共同构成一个家庭、社区集体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历史演变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中主要经济单位是企业,欧洲中世纪是领主庄园和农奴家庭,那么,个体小农家庭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单位和最基本的劳动组织形式。小农家庭经营既是个体的、孤立的小规模生产,又是集各种具体劳动和再生产过程于一体的综合型生产,它是由个体性综合型生产力决定的。这种生产力的发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基本思路与保障体系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基本思路：一是稳定农民家庭经营组织，二是积极创新农民家庭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不仅是制度自身功能的优化，而且要求相关制度的动态平衡，需要完善宏观的制度环境建设、构建合理的微观组织结构、推进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素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系统保障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