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中日佛教研究交流的盛会——记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一九八七年十月七日至十日在北京举行了“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继续,是根据第一次会议中日双方代表的共同愿望,并由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为主,日本《中外日报》社,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共同发起主办的(同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赞助)。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中日两国佛教研究的交流,将有可能以这种学术会议的形式长期坚持和发展下去。因此,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参加第二次中日佛教拳术会议的中方代表仍为:任继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新进展——记“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教授为首,杜继文(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曾文(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等五位中国学者,应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本间昭之助先生的邀请,赴日本京都参加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象这一次专门由两国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开学术会议,在中日复交以来,以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范缜《神灭论》发表的年代

范棋《神灭论》发表的年代,现有出版的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几部著作都认为是在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如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梁武帝天监三年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于天监六年发表其《神灭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说范缜反对佛教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同当时宣扬佛教的王公贵族和僧侣进行的两次大论战,一次是在南齐时期;第二次大论战是在梁朝,梁武帝萧衍已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佛教传入日本的思想条件

中日两国文化间的不均衡性是推动佛教迅速被民间接受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将佛看成是与本国神在本质上相同的外来神,在日本,佛最初是用来招福免灾的,即与本国神有着同样的功能,完全脱离了佛教本来的意义;而人们对尼姑的认识也是基于对神道中巫女的认识。这些认识上的相似性推动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日］中村淳序言元代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原中国佛教以外的西藏佛教的传入及其受到蒙古皇族的极力尊崇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哥在位时先后三次举行的所谓道佛争论①，作为道教与佛教的最后对抗，以及佛教取代全真教...     

新罗高僧元晓生平考

元晓是新罗著名的佛教学僧。他年少聪颖,学不从师,虽曾因仰慕玄奘,和义湘两次试图入唐,但终因自悟而还。元晓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涵盖般若学、涅槃学、新旧唯识学、如来藏学等佛教思潮以及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信仰等佛教信仰,并通过歌舞等形式向底层人民传播佛教。他毕生都在实践着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其影响弥足深远。     

东晋沙门礼敬王者论争新探

随着东晋时期佛教融入中国社会,沙门礼敬王者论争先后两次爆发。按照原有理解,论争被视作中国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一次交锋。但如果重新审视两次论争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在玄风大畅的文化背景下,第一次论争的庾冰与何充等人共享了“自然——名教”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结构以“礼敬”为中介,进入国家治理层面。双方的矛盾仅是治理手段的不同。其次,延续这种话语结构,第二次论争的桓玄与王谧等人在君王神圣性与敬的表达方式两个问题上形成了玄学化的共识。论争在玄佛合流的语境下进行。最后,慧远为了与奉佛士大夫群体对话,以玄学作为主要话语,将佛教报应说与之统一,并最终落脚在中国传统的形神观。这也是佛教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文化的缩影。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梁思成与佛光寺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与佛教建筑曾达到过难以想象的辉煌程度,但在经过四次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后,佛教艺术及其辉煌的殿堂大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相当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世人没发现过唐代以前的地面建筑,     

东方宗教与基督教之通理:对话的可能性

（一）我对于此题目有着特别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讲授关于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传统──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课程。1994年7月26日的《十字架》日报上的一篇题为“佛教、基督教与和平”的文章极有启发性，它包含着一个对于我们的世界意义重大的信息。作者D·吉拉（DennisGira）强调指出，被种种暴力所困扰的社会如吸取佛教和基督教的永恒智慧的话，将大有可为。他认为，尽管此两种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它们仍能向我们提供对付诸多冲突的方法。佛教之途鼓励试图在短暂的尘世中追求永久幸福的个人去洞悉这…     

山东淄博窑佛教相关瓷器研究

山东淄博窑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处重要的瓷窑业中心,创烧于北朝时期,历经隋唐时期的发展,在宋金时期达到繁荣,明清时期逐渐衰落。由于受到社会佛教文化的影响,淄博窑产品中有一类和佛教相关的产品,主要用于佛教建造过程中的琉璃建筑构件、供奉的佛造像、寺庙中的佛教用瓷和信奉者居家崇佛礼器。北齐和金元时期是佛教文化盛行的两个时期,僧众和信佛的民众也比较多,尤其是金元时期,信佛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淄博窑两次成规模地的生产佛教相关器物,产品类型主要是青釉莲花尊、三彩胡人狮子型炉及僧俑像等。     

镰仓新佛教之唐宋源流——以净土、禅为中心

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与民众觉醒而逐渐兴起的镰仓新佛教,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深受中国佛教影响。日本净土宗沿袭了唐代净土教＂善道流＂的血脉;而临济禅与曹洞禅则分别继承了宋代的临济＂看话禅＂与曹洞＂默照禅＂的衣钵;日莲宗所使用的汉译佛经也体现出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联。新佛教中传统因素的客观存在虽不置可否,但它与唐宋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事实,不仅折射出中日两国间深厚的文化互补,同时也是中世日本渴求＂新文化＂和佛教＂庶民化＂的必然结果。     

《宗教》一书评介

蒙古文化研究丛书《宗教》 ,宝力高教授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 0 0 3年 8月出版 ,约72万字。本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论述了蒙古族萨满教 ,内容主要是蒙古族萨满教的产生、职能、法器、服饰、行为、神灵系统、萨满教风俗和萨满教文学等 ;下册论述了蒙古族佛教 ,内容主要是佛教起源、印度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入和传播、“三宝”、佛教教义、佛教部派、宗教改革、寺庙经济、神佛系统、佛教文学、佛教文献、佛教文献翻译、佛教史学和佛教风俗等。在本书中 ,作者通过对蒙古族萨满教和佛教的深入研究 ,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蒙古族的宗教文化、哲学神学…     

浅谈佛教的入藏及社会作用

一、佛教入藏之前的社会情况佛教进入藏区的时间问题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议,无论是在拉托脱日年赞时期或者是松赞干布时期,至此以前的社会都是由苯教护持国政。据藏汉史书的记载,拉托脱日年赞时期的社会生产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佛教与中日两国文化——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日第二次佛教学术会议”,于1987年10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中日双方代表团各由五人组成,中方是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日方是中村元、福永光司、鎌田茂雄、沟口雄三、荒牧典俊。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安徽、山西、陕西等地的有关学者、教授多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罗国杰、李文海分别参加了会议的有关活动。     

浅析中日寺院之异同

地理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中日佛教建筑艺术的差异，表现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形式与意蕴。中国佛寺讲究严整，追求清修寂静的精神世界，日本佛寺注重禅趣与内心的自省。文章通过佛教寺院选址、形式格局与空间氛围的剖析，揭示中日佛教建筑的若干差异。     

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传佛教,一是指在藏地形成或经藏地传播发展的佛教;二是指以藏语、藏文传播的佛教。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应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且有两个途径,一为印度,二为汉地,是由印度佛教、汉地大乘佛教、藏区原有的苯教以及藏地的民俗习惯结合而成的。根据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派系和自己独有的特点。     

《弥勒为女身经》探微

据佛教经录记载,《弥勒为女身经》曾两次单独传译,第一次为东汉末,已失译人,第二次为西晋竺法护译,但至今以上两种译本皆已不存。《大正藏》所收两处有关《弥勒为女身经》的内容,一见梁朝僧？宝唱编《经律异相》,另一载于康僧会所译《六集度经》中。根据现存经文,弥勒菩萨曾受女身并为佛所度化,这一经典流行于汉末至隋,体现了弥勒信仰对女性的宽容,是大乘佛教时期女性地位提升的表现,获得了较多的女性信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