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角色意识”与“倡优意识”——关于中西哲学的通信

晓芒兄：前后寄来的三册大作皆已收到,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没有马上回信是因为想拜读后向你报告初步的感想。现在我已把《灵之舞》及《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两本看完。至于那本《冥河的摆渡者》,只有等下次再谈了。在评论90年代那些小说时,你在许多地方都论及童心、童真或孩童的心态。的确,比起西方人,一般而言中国人在形象及言行上似乎都不够成熟。但我只有这种感觉,而不能洞悉其因。是因为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家庭及社会所强调的长幼尊卑之序使个人没有机会发展独立个性吗?还是儒道哲学都强调赤子之心的重要?…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沉默·抵制·反抗——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学衡派”文人

"学衡派"文人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向来不合,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也是胡适所不赞同的。不过,在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批判胡适的时候,"学衡派"文人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批判胡适,而是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公开抵制,也有人给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写信,表达对俞平伯的同情与理解。这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胡先骕、汤用彤、吴宓和陈寅恪。     

胡适“家学”渊源的回溯性研究及释误意义评估

家学渊源回溯性研究对于重新认知胡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发现,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阶层自觉或不自觉面向胡适家学渊源进行建构,试图建立汉学与胡适之间的隐性联结。将这种建构放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长时段架构中,折射出学术现代化与过度现代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家学渊源的释误对于胡适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见证胡适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以及时代变迁下的胡适思想的变化与坚守。     

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服务

本文从经济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服务的动力源泉、表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城市社区服务是指在现代城市社区里 ,社区成员在“家”意识的激励下 ,为摆脱心灵的孤独 ,自主采取的一种以“利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盈利性互惠交换行为。它是在社区范围内 ,针对特定人群提供的、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城市社区服务一般可以分为七类具体行为。“家”意识是城市社区服务的内在动力源泉 ,“利他”是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区自治是城市社区服务的根本制度保障。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革命与否——兼谈鲁迅与胡适对革命的态度

引子 久远的不说．只说刚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好像100年都是在“闹革命”——闹政治上的革命，闹经济上的革命；即使是上世纪后20余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无疑也不能不算是一场革命。因此，今天已经富起来，其中包括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些人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这当然是理由。今后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自然是由人们自己来抉择。但如果我们一听到革命二字便头痛得厉害．就要连上个世纪乃至更久远的革命也一概反对，似乎不能算是理性的态度。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

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述要梦秋由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安徽大学、黄山文化书院、徽州师专、《江淮论坛》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并主办的“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８─—３且日在黄山市屯溪举行，来自北京、...     

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兼析"虚假意识"问题

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难以回避意识形态这一重要维度,意识形态的组成是复杂多样的,有属于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也有属于感性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如果把多种意识形态仅仅归结为诸种思想观念的一个综合概念,则必然阉割了多种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和丰富性。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阐释的多语境化使其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今欧美国家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必然是虚假意识”、“全球化意识形态论”或“意识形态知识化论”,对中国一些学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极少鉴别地搬用他们的各种理论,或是在文学理论中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理论,则有可能把意识形态仅仅视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功能性概念,进而虚化各种意识形态。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自由主义者的三张面孔:殷海光对“胡适”的阐释

在殷海光的言述中,“胡适”有着超个人的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涵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自由主义思想路线的代表,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的象征.殷海光的“胡适”论说的变化,折射出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者对自由主义势力的期待,对自由主义学理建构缺位的反省,和对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坚守.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