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性政治: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理性

作为多元化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从总体而言 ,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 ,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这一特征同样鲜明地贯穿于后现代政治哲学中 ,“后理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态度 ,它既对以往启蒙理性政治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又绝不苟同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而是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肇始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19世纪初 ,当德国的文化及其各分支如哲学、文学 (诗歌、散文、小说 )、艺术(如音乐、戏剧…     

科学方法之思--对《反对方法》的再解读

科学方法论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与论战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到非理性、从崇尚一元方法到多元主义方法论即“反对方法”的历史之路。70年代,费耶阿本德《反对反法》一书掀起反对理性主义的狂潮,其极端的非理性思想和多元主义方法论历来多为后人所批判.然而通过对本书的再解读,我们会发现费氏的惊人思想中也有诸多可取之处,他带给各国知识界、思想界的震撼与启迪也是始终值得回味的。     

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列奥·施特劳斯立足于《圣经》和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哲学、宗教和古典政治哲学三方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颠覆了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从而无法理解超理性事物。从宗教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因为无法理解自然和启示,进而只是拒斥而没有驳倒宗教传统和启示信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使得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和教条主义。总之,现代理性主义终于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可能。     

现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批判”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因为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清理工作而享有崇高的哲学地位。与康德的“三大批判”遥相呼应，现代西方哲学实际上也因为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三大批判”而引人注目。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富于批判性的现代哲学家在每个环节上都向传统哲学提出了根本挑战，从而走上了对实体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三大批判”。一、实体主义之批判从本体论上看，西方古典哲学是一种实体主…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日常生活批判:走向微观具体存在论的哲学

日常生活批判是20世纪哲学的基本转向和基本问题。现代哲学自此由宏观而崇高的历史理性期盼走向微观而具体的生活实践诉求。在此根本转型中,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是方法论来源;卢卡奇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第一推动者;海德格尔则确立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基础存在论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日常生活批判运动的主力军,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列斐伏尔,其总结者是捷克的科西克(Karel Kosik)。20世纪日常生活批判对21世纪哲学的深刻启示是,生活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现实,而哲学只有回到生活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青年黑格尔》看卢卡奇中期思想的转变——基于思想史的视角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经济学—哲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卢卡奇中期思想的转变。依据这一新方法论,卢卡奇不仅克服了自己早期思想中持存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还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从非批判式的拥簇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层面,实现了自身黑格尔哲学观的重新建构,而这一切都彰显在《青年黑格尔》中。可以说,《青年黑格尔》为我们探寻卢卡奇中期的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尽管该书也给卢卡奇带来不少争议,但仍不失为卢卡奇中期思想转变的经典之作。     

超越实体主义——评《回返理性之源》一书

欧洲社会在经过整个１８世纪特别是１９世纪持续的进步之后,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之中,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非理性主义思潮形成了汹涌之势。其时,一些思想家苦思冥想,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摆脱危机之路,胡塞尔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所开创的现象学自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很快就成为了作为一种国际思潮的“现象学运动”。在胡塞尔看来,不能像非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将欧洲的危机归罪于理性自身,因为欧洲危机绝不是理性本身导致的,理性本身并无过错。他所谓的“理性”是本源意义上的希腊理性,其天职…     

西方人性论脉络：从传统人性论到此在学说

苏格拉底首先开创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步系统和完善,奠定了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传统,构成了西方人性论的一个基本方面。近代西方,对此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没有超出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重模式,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贯穿着理性至上的人本主义哲学路线。海德格尔在对早期人本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人性论,开启了现代人学的新方向。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先声——论克尔凯戈尔对黑格尔的批判

现代西方思想的两大主流——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可以分别追溯到两位思想家身上,一位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一位是丹麦宗教思想家索伦·克尔凯戈尔(Soren Kierkegaard)。由于这一原因,探讨克尔凯戈尔和黑格尔的关系,在当今西方成了非常热门的课题。在欧洲思想史上,克尔凯戈尔最早站在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在这一批判中,克尔凯戈尔否定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断言人的存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并断言人的存在的荒谬性;他否定黑格尔所强调的以必然性为基础的客观理性,高扬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选择,并提出自己的非理性的自由观和辩证法;他企图把“畏惧”等个人心理状态作为存在的基本范畴,取代黑格尔的客观范畴和概念,并以主观思想家取代理性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所强调的人的存在的绝对性和荒谬性、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心理状态的表现,实质上也正是本世纪非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承认不承认理性的普遍意义,承认不承认个人行为的理性规范,承认不承认科学的真理性,是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本质区别,因此,可以说,克尔凯戈尔对黑格尔的批判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先声。     

历史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可能性——论列奥&#183;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是列奥·施特劳斯思想展开的一个基本前提,施特劳斯将历史主义看作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可能性的根本质疑,这种质疑诱发了虚无主义的危机.施特劳斯试图通过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来消除历史主义的毒素,从而为重建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供可能,但他由此向普遍主义立场的回归也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及其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影响

康德的意志论学说，对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转向及其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费希特和谢林发挥了康德的自主意识和意志论思想，并对此实行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转向和非理性主义转向，揭开了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之序幕。叔本华、尼采以生命意志论和权力意志论解释世界和说明人生，将康德的意志二重性加以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化，形成了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意志论哲学。德国所以成为近、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故乡，除了其它原因外，与德国的精神文化特性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哈耶克、欧克肖特与理性主义批判

哈耶克和欧克肖特都被认为是二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代表,他们都从理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剖析。在理性主义批判中,哈耶克主要从分析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入侵着手,而欧克肖特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人都着眼于寻找理性的限度,为技术理性划定界限,反对社会研究中的理性自负。     

青年马克思的理性概念——兼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理性主义的关系

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对待理性概念的"双重策略"贯穿始终并日益明确化。一方面,对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各种类型的"普遍理性"概念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以唯心主义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手段,集中批评其思辨的抽象性质和虚伪的普遍形式;在深层批判逻辑上,马克思与理性主义的另一位批判者尼采殊途同归。另一方面,与尼采试图从根本上拆毁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的颠覆性做法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普遍理性"概念的抽象形式、虚伪本质的同时,又以"实践"概念为新的基点吸收、改造和发展其理论能量和价值内涵,对理性进行重新定位。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既是德国理性主义的强有力的"终结者",又是其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曾被他以后的各种哲学流派从不同的需要出发解释和利用。从卢卡奇的后期思想向左转,有人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真正线索;从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向右转,又有人延伸了卢卡奇早期思想的错误,从卢卡奇的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客观化转向主观化,越来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后一种倾向的主要代表。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