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心、世运、学问──钱谦益的诗学纲领

灵心、世运、学问──钱谦益的诗学纲领孙之梅在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中，文学的转变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转变决非改换，它是在对以前文学的批判、总结、扬弃、继承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进行的变革。明末清初，诗坛上复古派与反复古派各执一端，论争达百余年之久...     

徐渭、董其昌文论比较研究

徐渭、董其昌二人深受晚明心学思想 (特别是王学左派 )影响 ,具有“狂者”精神。在文论上他们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 (徐激烈尖锐 ,董温文尔雅 ) ,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 (徐提倡“真我”、“本色”,董提倡“淡”、“真种子”、“真血脉”、“悟”) ,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 (徐倾向于道 ,董倾向于禅 )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 ,使他们的文论又具有相异性     

“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现代意义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一、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焕发主体灵性,张扬生命自由;二、启示文学创作要不断求新求变,加强艺术表现力;三、启示正确看待文学的社会作用,以审美为文学的价值之所在;四、启示倡导文学审美的多样化,反对单一的文学批评取向;五、启示反对庸俗的文学之趣,追求健康的文学趣味;六、启示文学批评要亲近文学现象,抛却空中楼阁。     

钱谦益——明代革新文学的总结者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重要作家,其文学活动历经明末清初。钱谦益主要的文学贡献在于,一方面对明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又为有清一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钱谦益对革新文学的总结主要落脚于以下几个方:首先他接受了阳明心学的洗礼,具体说便是对李贽的崇敬与吸纳;其次,他参与文学革新活动,与汤显祖、公安派成员等革新作家密切交往;第三,他反对文学复古,提出了相关的革新理论主张。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关于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有着逐步明晰的过程。先秦两汉 ,中国文学还处于不自觉的时代 ,因而那时的文论中还不可能有明确的文学特征论。直到魏晋以后 ,由于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 ,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文论家们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文学特征的理论 ,这就是文学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两个基本特征论 ,前者为“缘情”说 ,后者为“穷形尽相”说。但是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重表现重抒情言志的民族特色 ,所以中国古代前期文论中对文学形象性特征的重视程度不如对文学的情感性特征 ,相对说要朦胧些、粗疏些     

略论许筠文论思想要点及其价值

朝鲜朝中期著名文人、学者许筠的文论思想深刻而独特，他反对“贵远贱近”、“贵古贱今”的文学评价标准，坚持“吟咏情性”的创作路向，倡导“文从字顺，开口见咽”的诗文风掺，提出“文章各有其味”的文学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的，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论研究也都还有重要参考价值。许筠是中华文化的崇拜者与践行者，总而言之，其文学见解大都渊源有自，是接受中国古代文论影响的产物。但中国古代文论繁复驳杂，瑕瑜互见，汗牛充栋，仅就许筠选择的眼光而言，也是难能可贵的。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论汪曾祺文论

汪曾祺的文论是一个作家的文论，因此，他的文学本质观、创作观、批评观及风格论都是紧扣创作实绩而论述的。汪曾祺文论具体、实在而又亲切，他强调在文学创作中，“语言”乃是本质的东西，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写人物，文学创作的题材应是回忆中的醇酿。他提倡一种平淡的风格，主张以宽厚的长者胸怀进行文学批评。汪曾祺的文论本身也是文学创作中的精品。     

駁所謂“皺着眉头看生活”

为着实现“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反对塑造工农兵新英雄人物形象,邵荃麟同志不仅打起反对“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旗帜,而且以“百花齐放”作为幌子,提倡作家“皺着眉头看生活”。他说:“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     

“老天真”笔下的“天真”世界——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分析

张天翼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同时从事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以"新人"著称,并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老天真叔叔"。他笔下既有纯洁天真的少年儿童世界,又有儿童眼中假的邪恶的成人世界。本文试图结合作者本人的经历,从三个方面对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分析:一是他儿童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因素;二是他从成人文学创作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原因;三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表现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是茅盾文艺观最突出的特色。文艺要为人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建国后茅盾文艺观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概括起来即:1949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60年代中期之前,他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主张历史剧应该"古为今用",但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文革"中,茅盾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逐渐出现复苏迹象。茅盾文艺观的自相矛盾,在他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有极其生动的表现。茅盾虽然强调文艺反映社会重大事件,但重心明显向着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性的方面倾斜。这种主张虽然与当时轻视创作规律的流行理论不协调,但却反映了茅盾顽强的艺术信念。眉批是茅盾当时一种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创作,它是对不能自由创作的时代的无声抗议,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扭曲。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郝经文论断想

郝经为元代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他自觉承继孔孟及宋代理学思想又有所开拓。主张"文为道用",认为理为文之本"理在法先",三代"无虚文",务在实用,反对浮华不实之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内游于心",提倡统治者读《诗》,以便了解天下民情和百姓疾苦,明治乱存亡之理;要求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越是乱世越是要挺身而出,反对顾及个人舍天下自藏的做法。郝经这些思想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振文坛浮风之作用,对当今的文坛、学界仍大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