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训诂二则

《孟子·梁惠王上》“乐岁终身饱”及《庄子·秋水》的“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二句，近年一些学者对之提出了与传统训释不同的看法，未能形成定论。本文仅就以上二例的训释，简要谈谈一些认识，指出关于“终身”及其“大方之家”的传统训释仍旧有其可靠性，无须标新为说。     

对编辑工作中几个传统观念的重新认定

本文作者对编辑工作中几个传统观念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认为“为人作嫁”不仅是一个编辑应尽的职责，而且是编辑应有的基本素质；“文责自负”不仅指作者要对发表的文章负责，主编和责任编辑也应负责；“剪刀加浆糊”不是简单的剪剪贴贴，而是一种十分复杂辛苦的创造性劳动     

“锦州中立区”计划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辨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计划，企图藉“国际干预”阻止日军进攻，保全锦州，维护国权。由于英、法、美等国不愿派兵“担保”、日本对“中立区”计划的苛刻要求以及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一计划虽然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关于“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关系的理论思考

一直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方式以“引进来”为主，在“走出去”方面十分落后。中国的国际化是单向的、低层次的，不是全面的对外开放。实践中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陷入严重的认识误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看成对外开放的必不可少的两方面，阐明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     

“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多恩为例

英国17世纪存在“知”“行”分裂的爱情域。以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的爱情体验为例，分析崇尚至真至美爱情的他为何在爱情诗歌中认同社会上爱情交易的存在、提出爱情多元占有和质疑女性的不贞洁。通过分析多恩的非理性行为，剖析他“知”与“行”不统一的原因，从而认识其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婚姻制度的劣根性。关键词：多恩；“知”“行”；分裂     

历史的视野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再认识

十多年来，围绕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一直不能突破旧有的认知框架，由此极大制约了对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探讨。本文认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问题需要历史的视野；而所谓历史的视野，其完整的含义是以历史整体性原则为基础，在“历史现场”的视野、“历史进程”的视野和“当代史”的视野三者的统一中观照对象；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问题，或许能为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认识和探讨找到突破，进一步延伸开去，或许也能为其它诸多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找到某种突破。     

论市场经济与散文的“雅”“俗”分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必然导致散文创作的分化，形成“雅”“俗”分流．二者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呈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从认识和实践上求新求真求美求善，以求得“雅”“俗”散文的互生共进，并存共荣．     

谈谈“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是哲学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这一命题既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当前十分需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命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经济危机姓“资”还是姓“社”？

现行的三种高中教材人教版和人民版都强调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且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而岳麓版则语焉不详。但同样是高中教材又讲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苏俄）或当前的中国也有经济危机。教材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应如何给学生加以解释，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来认识经济危机的问题？经过分析，本人认为经济危机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姓“市场”。     

本体的追问:从"是者"到"是"

对本体的追问是“人”与生俱来的。从“人”对“天”、“上帝”、“诸神”的膜拜,到对“始基”、“逻各斯”、“理念”、“道”、“理”等的探求,再到对“存在（是）”的贞认,标志着“人”对本体的认识的进步。“人”对本体的认识是由对“是者”的探求而深入到对“是”的贞认的,这也是“人”自科学意识苏醒之后哲学意识的苏醒。“是”显现于“是者”,对“是”的把握是“总有一天会死”的“人”。在持守“思”与“是”同一的境域中,“人”能通过“思”实现对“是”的把握。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张建明撰文认为应该建设规范的“党内法规”体系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四种认识上的误区急需引起重视。 一是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一次短期运动，急于求成大哄大嗡大跃进．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华亭路街角的书店

五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从北京搬到上海，那一年，我开始认识字了，我母亲告诉我，当晚上我们下了火车，看到车站上的霓虹大字，我说：“上海。”分辨出了“上”和“海”的不同。那一年，我认识了离我家不远的一家新华书店，在淮海路上，挨着一家小百货店和一家日用品店，我在那家书店里，买了属于我的第一本书，漫画书《二娃子》。为二娃子的倒霉和不幸，曾悲愤得大哭。     

胆固醇摄入并非越少越好

胆固醇往往被认为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很多人对胆固醇的基本认识。这种心态往往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希望吃的胆固醇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对胆固醇的看法,无论是血清胆固醇．还是膳食胆固醇,均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客观评价胆固醇的“功”与“过”。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光”的隐喻及其教育意蕴

柏拉图以“光”隐喻建立其“理念论”,强调通过引导“灵魂”从“可感世界”转向“可理知世界”而探获“真理”,但却凸显人类价值追求与教育目标的超验性,蕴含走向教育规训的风险。究其根源,超验目标预设个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身心分离状态,即将“身体”所获的感性认识视为须背离之物,从而将个体异化为游离于认识发生场域之外的“旁观者”。马克思以“普照之光”隐喻入手,通过剖析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关系重构教育认识的本质,颠覆了柏拉图的“彼岸真理”的理性教化方式,重构教育中个体存在与认识的发生规律。马克思认为,个体并非置身世界外的“旁观者”,而是在世界中的“实践者”。人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更是知识的生产者。人是物质、精神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为增强教育认识的实践性,他强调“教劳结合”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     

孔丘论"学"过程初探

孔丘最早对“学”的过程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学”是一个流程，应该分为“博学”，“思”，“习”，“行”四个递进的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教与学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