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莫让忌讳禁锢您的心灵

人的忌讳心理，从古至今皆有。尤其是中国人，因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忌讳心理更是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诸如婚丧嫁娶、修桥盖屋等等。比如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３、６、９是黄道吉日，８与“发”谐音，象征发财；认为４与“死”、７与“气”同音，是不吉利的数字。对于老年人来说，７３、８４也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在华人中自古就流传着“七十三，鬼来缠；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西欧和北美人对数字也有忌讳心理，他们认为１３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因为圣经上讲，是第１３个弟子出卖了耶稣；而星期五则是天主教徒仪式最…     

论be going to用于条件句的主句

从“现在将来时间”与“纯粹将来时间”这一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ｂｅｇｏｉｎｇｔｏ在何种情况下能用于条件句主句。由于ｂｅｇｏｉｎｇｔｏ只能表示“现在将来时间”，因此，如果条件句表示纯粹将来时间，而主句动作的发生又完全取决于条件句动作的发生，此时的条件句主句表示“纯粹将来时间”，不能用ｂｅｇｏｉｎｇｔｏ结构；反之，如果条件句与现在时间保持联系，或者说话者现在已打算好在何种条件下做某事，ｂｅｇｏｉｎｇｔｏ则可以应用于这一条件句的主句。     

读胡适先生的两篇著作

本文就胡适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所撰《说儒》及《楞伽宗考》两文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儒学和佛学史的人铺平了道路；但两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把老子说成是“老儒”即其中之一。另外，胡适对盗取宗卷者表示“感谢”，则使人“百思莫解”     

人口普查面面观

“去算算以色列人全国的人数；把数字给我送来，我想知道。”这是（（圣经》描述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最著名的一次。但不知什么原因，大卫王下达给军队统领约押的命令是违背上帝意志的，两人都知道这点。不过人数还是被清点了，随后出现了严厉的惩罚：在上帝表示宽恕、接受大卫表示悔过的牺牲贡品前，已经有7万以色列人死于瘟疫。     

历代“右文”研究是非纵横谈

汉语中的形声字，都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一般意符在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左右，表示读音类别．所谓“右文”，一般仅指形产率的单纯产符；而“右文说”则认为形声字的声符兼有意义．这种观点，最初导源于先秦两汉的“声训”实践，肇始于晋杨某及宋王圣美、戴侗等人，而大发展于明未黄生及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段玉裁、王念孙和近代章太炎、沈兼士诸人．从宋代至今，时间绵延900多年，从“右文说”的萌芽到比较成熟，其间名家辈出，研究”右文说”的论著，也不断有所发明，其中不乏精当的论述，对后人启发又多．然而，纵观今人…     

数字经济下数字藏品的三个关键法律问题与规制建议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有望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但仍有一系列法律与规制问题亟待解决。数字藏品包括非同质化通证（NFT）及其指向的底层数字资产。若底层资产为数字艺术品，则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由于NFT基于区块链并以智能合约进行交易，具有唯一性、可验证性、可追踪性与不可篡改性，故数字藏品应视为物权法上的“物”，而智能合约则为区块链上自动执行的电子合同。为保证数字藏品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建议加强对数字藏品平台的准入与资质监管；逐步放开发行市场，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条件地逐步开放二级市场，同时加强风险监管；以及在法律层面为数字藏品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せつかく”“わざわざ”的意义及用法

二者在意思有相同之处，但“せつかく”后多为不满、惋惜的心情；“わざわざ”则表示不是顺便的，是为某种特殊目的而花时间、精力等。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谈《广韵》的小韵数

《广韵》的体例是在每个韵部中，将声韵相同的同音字排列在一起，形成同音字组；传统音韵学称一个同音字组为一个小韵。每个小韵起首的一个字上加有一个小圆圈作标志；这起首一个字即小韵代表字，称作韵字。韵字的释义部分之后，较其他字多了两项内容，一是注有一个反切，一是标有一个数字；这个反切就是这组同音字的注音，数字则表示这组同音字有多少个字。现以平声一东这个韵部中的“忡”小韵为例来加以说明：现将其各韵部的小韵数，列表于下：忧也敕O仲林盅中切三这说明“仲、肿、盅”等三个字是一组同音字，它们的读音是“敕中切”。由…     

南昌话语气词“是”字初探

南昌话中作为语气词的“是”很有特色，在普通话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语气词来表示，因而南昌人在说普通话时常常会无意中冒出一个用普通话读音去读的语气词“是”。本文从描写的角度对南昌话语气词“是”的用法作了归纳：一、用于不出现疑问代词的特指问句，表示原因、结果等；二、用于陈述句或感叹句，表示原因、假设、提醒、责备等；三、用于固定搭配“就是”，表示鼓励、警告、评论等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

尝试从数字戒断的观念入手，剖析数字媒体生态与人在行为、心理和精神等维度深度交缠的症候，反思数字信息生活被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现状，并从人本主义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出发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础设施化、自动化和情感化三种结构性特征导致媒介依赖的普遍存在，而数字媒体对公私领域边界的破坏、传统社会层级的“数字复制”，以及媒介生态“情感转向”下人的文化能动性的觉醒，则是数字戒断的直接动力。当下流行的数字戒断运动在本质上是将“断联”商品化，而真正有价值的数字戒断实践应通过恢复媒介间性和重建专业主义权威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围城”

《围城》小说的主题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城”。就“围城”的本土含义而言，这座城堡特指中国人的脸面观。所谓“脸”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格特征及理想，其内涵为知耻，而“面子”则表示中国人所讲究的一种关系状态，其内涵为自我掩饰或虚饰。钱钟书在书中通过对留洋博士方鸿渐的遭遇描写，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处的紧张性和困境，并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群学者对前者的放弃和对后者的追逐。而这一意蕴正合钱钟书在学术上对中国人做人中的“方圆”问题所做的精辟解析     

带兼语的“使”和“让”之比较研究

一些语法著作因“使”和“让”带兼语有致使义而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讨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它们是等价的、可以互换的。其实：１．在语义层面上，“使”只有“派遣”和“促使、迫使、致使”义，而“让”除了有以上两义外，还有“要、要求”、“表容许对方做某种动作的‘给’”、“容许、听任”和“在祈使句中表示某种愿望或发出号召”四种含义；２．在句法结构层面上，“使”字句中的谓２经常表结果或状态，而“让”字句中的谓２则经常表目的或动作；３．在语体层面上，“使”趋向于书面语体而“让”趋向于口语体。     

“招待款按级分配”不是治本良策

50．6％受访者认为北京是个“宽容的城市，能容纳不同的人群和文化”，55％认为自己的朋友中有北京人，60．8％表示愿意同北京人一起工作。——这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最近对528名在北京从业的外来工进行问卷调查时得到的数字。     

用“得”连接的补语的结构、意义及其英译

带“得”的补语句结构是汉语所独有的，其共同特点是中间有个助词“得”字，“得”前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后面有一个补语，即“动词或形容同十得十补语”，补语是对“得”前形容词、动词或名词（受事或施只）进行补充说明的成份．其中，有的补语表示可能（possibility），称为可能补语；有的则表示结果如何（m叫个达到何种程度（dee）、处于何种状态（State）、具有什么样的属住（CharaCtC）等，此类补语较为复杂，请看了例：人组：这个礼堂能坐得下一千五百人．这些星星是肉眼看得见的．B组：小毛和他妹妹都冻得友抖．吵得谁的…     

同源、相似与差异：审美与德性的关系辨析

纵观西方美学史，不难发现这样一条“德性美学”的理路，即将美学与伦理学看成是“同一性”的关系——柏拉图认为美植根于善的生活，由最高的理念统摄；阿奎那则阐明美与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康德提倡美是道德的象征；而早期维特根斯坦则激进地表明美学和伦理学是一回事。通过对这一理路的梳理，发现这种“同一论”意蕴丰富，并非形式或逻辑上的同一关系，而实是同源与相似性的关系。笔者进一步从意义论的视域论证二者的同源与相似性，并承认其差异性，以便为非道德的艺术与不道德的艺术留出地盘。     

带兼语的“使”与“让”之比较研究

一些语法著作因“使”和“让”带兼语有致使义而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加区分地讨论，这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它们是等价的，可以互换的。其实：1.在语义层面上，“使”只有“派遣”和“促使、迫使、致使”义，而“让”除了有以上两义外，还有“要、要求”，“表容许对方做某种运作的“给”、“容许、听任”和“在祈使句中表示某种愿望或发出号召”四种含义；2.在句法结构层面上，“使”字句中的谓2经常表结果或状态，而“让”字句中的谓2则经常表目的或运作；3.在语体层面上，“使”趋向于书面语体面“让”趋向于口语体。     

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

古文里有些数字,看上去是实数,其实并不表示确定的数目,例如“三”和“九”,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虚指,概略地表示为数之多.清汪中在《述学·释“三”“九”》里写道:“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