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以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为参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是，经过重新建构，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来透视，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可以发现，韩非也论述了“两种道德”。其中，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义务的道德”;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唯治”与“多力”。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     

解读富勒“法理学永恒的洞穴”——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及隐含的法律价值观

富勒教授虚构的“洞穴探险者案”,引出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碰撞,也引发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论.该文分别立足于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探讨案例背后涉及的相关法哲学、法社会学等问题,并以观察者的角度进行点评.     

从二元论看法律与道德--《法学导论》的论述

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从实在和价值、现实和理想的二元区分角度去论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突出了法律的确定性.道德和法律有联系,然而更多的是区别.一表现在法律的外在性和道德的内在性之分;二表现在法律的普遍性和道德的特殊性之分.而我国传统中道德和法律在管理社会的手段上的混淆导致法律的地位缺失和人治的形成.这种传统与我国政治现代化之间产生冲突.法律和道德的区分有助于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试论道德对法律的支持

作为社会调控系统中的法律与道德 ,尽管各具不同特性 ,但二者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律的确立和实施都需要有道德的支持。笔者认为 :良法的价值基础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标准 ;道德的柔性、内生性、自律性的规范特性与法律的刚性、外生性、他律性的规范特性正好优势互补 ;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给道德对法律的支持作了最好的诠释。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持有相反观点,讨论最激烈的要数哈特与富勒之论战。通过解读他们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从道德与法的关系谈培养国人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必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因此,道德的法律化是促使国人产生法律信仰的必要途径。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初探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整体系 ,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普遍的合理性的道德入手 ,提出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分析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之合理性 ,并探讨了其社会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目标及其实现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是社会规范中两种较为重要的形式。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特色即为伦理性,它推行与实现的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目标。道德法律化是法律与道德有机联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法律与道德的张力——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亚里士多德将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到康德把法律作为道德之力有不逮的补充,体现出基于城邦群体的道德到基于个人意志的道德的转变,蕴含着法律去道德化和法律世俗化、法律科学化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的去道德化。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挑战之后,虽然法律的道德内涵重新被发掘出来或建构起来,但德性道德理论并未突破自身意志论的羁绊,现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存在着紧张关系难以消除,以个人本位为预设的现代西方法哲学仍然面临困境。     

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

法律与道德关系复杂而多变,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总体遵循着道德梦想不断照进法律实践的务实路向,通过道德法律化进程不断展现着道德对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影响,从扑朔迷离的玄思论辩逐步转向为经世致用的实际运作.这种流变路向所显示的智识与方法,对我们正确认知和运用法律与道德关系并服务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论中国家庭道德的法律强制

2 0 0 1年新制定的《婚姻法》的最大特色是将社会责任和道义融入法律条文之中 ,在婚姻自由和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德入法、以法固德 ,体现出家庭道德的法律强制的特点。针对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因 ,从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道德必须以法律为坚强后盾和保障的辩证关系 ,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历史、文化及其家庭成员关系也是主要靠道德来维系的传统 ,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的相对无序、家庭生活危机的这一现实客观要求 ,阐述了道德的法律强制推行和实施的原因     

浅论道德法律化的适用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法律制度。现借助古今中外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德法体用论

分析了历史上关于德法论争的理论得失,从体用二个层面揭示法律与道德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进一步论证了道德的法律强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指出法律应对社会的有序化层面的道德进行强制,但同时要防止法律对超越层次的道德的干预,谨防法律对道德的强暴,把追求高尚的权利还给个人。     

道德与法律的双向价值阐释

道德与法律并不是互不相涉的。从价值哲学角度看,法律对道德的价值表现在法律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强化人们对道德的遵守;有助于人的德性养成;其对恶的惩治也就是对道德正气的弘扬,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道德则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它也有助于降低法律实施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法律的先进性程度的提高。     

自然法隐退了吗?——反思法律-政治中的普遍正义空间

与以道德价值和普遍正义为圭臬的正统自然法理念相异,近世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促成了以商谈为基础、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产生了政治对道德伦理中立的诉求。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国际国内制度实践中,以道德价值为正义基石的自然法在法律-政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法律-政治活动的实践理性过程——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关注自然法原则及其推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义原则无论是作为契约政治的中立“政治道德”,还是在一般道德伦理意义上、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即正义与道德伦理理念的关系与离合将是自然法的下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