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 满洲热河上海在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手下断送之后,现在平津与察哈尔又被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了。以撤退平津一切武装队伍,让出平津给日本帝国主义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已经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完全实现了。 所谓“和平谈判”的内容是:(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即所谓“中立区域”)。(二)华方承认“满洲国”与“蒙古国”。(三)制止义勇军的一切活动及反满洲国力量的发展,相机解除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刚刚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舆论冲突，矛盾集中在“人权”与“法治”两点。这场冲突显示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在后几十年思想文化上根本分歧的...     

“五·二○”运动初探

1947年5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历史上称为“五·二○”运动。“五·二○”运动是继“五·四”、“一二·九”运动后又一次声势大、影响深远的伟大爱国运动。本文就运动的产生、过程与策略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从“济南惨案”的解决,看南京政府的性质

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就“济南惨案”问题,经过十一个月的谈判解决过程,来剖析南京政府的性质,可以看出,它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反动政权,贫穷积弱的旧中国,造就了软弱的南京政府;软弱的南京政府又奉行了一条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其根本原因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南京政府成立后,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新生活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合法性危机,为南京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出现的。     

中国自由主义迟到的人权宣言———1929-1931年人权运动简评

９２９年－１９３１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它不是像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是资产...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

20世纪初 ,因乡村危机而起的合作主义思潮 ,为国人改造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认同了合作制度 ,并形成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理念 ,成为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依据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对抗中共土地革命又不得不使之法令化 ,且将之提升到国策层面来推行 ,产生了推行合作运动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 ,国民党人认同并以行政力量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 ,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改变、扩大甚至是扭曲其功能的过程。国民党人最终尝到的是“淮橘为枳”的滋味。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胡适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常常主要被视为旧文化的批判者或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看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仅仅触及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近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胡适所扮演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在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之中,即包含着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白语)的要求,换言之,胡适的“破”一开始即伴随着“立”;同样“重新     

“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一 “九·一八”时期,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上海兴起,这是中共江苏省委长期发动和影响的结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集团——“改组派”。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陈公博主办了《革命评论》刊物,大肆鼓吹“要民主,反独裁,改组     

胡适《尝试集》重议

(一) 一九一八年一月, 《新青年》四卷一号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这是在“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首先出现的新文学作品。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胡适的《尝试集》初版问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新诗集。集名“尝试”,是胡适反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主张“自古成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胡适与五四:他的相关言论评析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比较复杂,前后也不一致。但大致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即如何认识政治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和学生的读书与“干政”的关系问题。胡适认为,政治运动要以启蒙运动为先导,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政治运动。就学生个人而言,读书应当是自己的本业,不能废弃。但他也不完全反对学生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只是要学生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时再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胡适的这种认识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由于改组派指名道姓地反蒋,有人因此而产生了错觉,以为改组派反蒋是革命的。其实,尽管国民党改组派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愈来愈尖锐,但他们仍然没有越出“改组”的基线,对于国民党,他们既不要求“重建”,也不要求其改弦易辙,更不否定其“党统”和“训政”,仅只要求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鲁迅与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此,鲁迅公开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在鲁迅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号召被压迫民众争取自由为宗旨”。该盟组织部主任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酷的压迫之下,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间争夺市场的最后挣扎所反映的军阀混战、白色恐怖加深的时候,一般民众,感受不自由的痛苦,与日俱增,争取自由已成为迫不及待的需要”,因此不能不奋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尤其是反军阀战争,为争取一切失去的自由的奋斗”。另一篇文章指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才能获得,所以争自由的过程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