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传统对西方宪政的影响

基督教传统在西方宪政的起源、酝酿和形成过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早期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观、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及平等、博爱等观念为西方宪政制度的萌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教会法学,其独特的二元政治观、内部权力架构等对西方宪政的分权理论有着重要影响。而后,基督教式微,在宗教改革中确立的宗教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为近代西方宪政提供了个人主义的深厚理论基础,进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宪政制度的成型。     

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q-国闭关锁国的东方朝贡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冲击的粉碎，卷入世界体系，重新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多重危机。在中央权威弥散，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民族缺位的建国困境之下，国民党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历经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设想依靠强大的革命性政党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经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一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有着约束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宪政功能。历史表明,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代议制在私人的经济与公共的政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实现了协调互动和良性合作。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代议制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制约政治国家的宪政工具,而其内在机理就在于通过对国家财政公共化的组建和监管,来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有限性和责任性等宪政品质。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控制国家"的主题之外

对于长期受无限制的国家权力困扰、正面临“如何管住权力”这一严峻问题的中国来说，《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凡引本书只注页码）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围绕着探寻不依赖于统治者个人德性而对国家权力实现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结构这个主题，作者斯科特·戈登在书中考察了西方宪政的历史沿革，总结出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对国家权力实行了有效管束的成功范例的共同特征。它们无不基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一目标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     

产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国家的现代化是领域分化与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由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连续过程。绝对国家对神权国家的替代消除了教权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宪政国家对绝对国家的替代则把自由的概念植入了国家的灵魂。宪政国家奉自由为宗旨。于是,现代公共生活被定型为个人自由的工具,是通向私人生活之幸福的手段。这样的定位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面临转型的挑战。     

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对宪法认识的三个转变

人称民国“宪政之父”张君劢毕生致力于民国的宪政事业,在其一生中对中西方宪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对宪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层层深入全面客观的过程,先后出现不同的转变.对西方宪法的理解介绍从早年的出于立宪强国目的转变为着眼于“民主”的目的;对宪法的实质与目的理解,从保障人权转变到集中国家权力,后又回归到限制国家权力、保障自由人权;在宪法的实践上,张君劢既注重文化层面对国民素质的改造,也注重实际政治层面的宪政制度建设,但中间有过以民智不足为由而淡漠宪法实践.这些转变必将有助于正走向宪政的令人对宪政、宪法的更好的理解.     

中国宪法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后发展国家的宪政建设之所以步履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学者缺乏对自身认识结构中的西方文化中心立场的自觉反思。传统研究者往往在主客体对立的认识结构中,强调对客体对象规律的把握,而知识社会学检讨了这种立场,主张必须结合认识主体及认识过程,方能全面认知事物。以此立场重新解读宪法,则宪法是一整套具有逻辑自在性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由西方传入到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文化进行整合。运用知识社会学这一有效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     

西方国家行政立法监督述论

任何国家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是西方国家重要的宪政原则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行政立法权当然也不例外。自19世纪下半叶行政立法制度产生以后,西方社会就在不断探索怎样既充分发挥行政立法的有益作用,又有效遏制其可能的作恶,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有效的行政立法监督制度和机制,主要包括限制行政立法的范围、明确行政立法的原则、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及强化各种监督方式等。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

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正当的根本保障.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广泛、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外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研究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对我国宪法的发展乃至宪政建设都十分重要.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宪政问题

宪政是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理念、制度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历史传统、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各异的不同西方国家,人们对宪政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回避宪政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     

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及其现实意义

税收宪政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民主立宪的方式有效地约束政府征税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国家税收治理基本原则。一个税收宪政主义国家通常强调以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基因为基础,通过民主制定税收宪政法律制度,实行税收权力分立制衡,以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所有权、税收民主决策权的充分实现。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的内在基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包含立宪与民主两大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两大基本支柱。税收立宪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强制性税收权力,限制多数人的税收暴政,巩固和加强了税收民主制度,保证税收民主运…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宪政生发之路:基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

英国宪政进程走的是一条徐缓渐进的生发之路。这条独特的立宪道路是英格兰国家与社会的均势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所铺就的。英国的立宪经验启迪我们,社会中原本蕴藏着巨大的宪政潜力,因为建立宪政制度是社会大众的本能诉求。但是,由于社会具有不自足性,社会的宪政诉求只有在国家架构下并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作为一种自足自为力量的国家经常是决定宪政命运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其中,适度强大的国家因与社会构成均势,可产生良性互动效应,因而是最有利于宪政生发成长的一种国家—社会结构形态。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

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中,使用了"议院"、"国会"等议会术语,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日、英、法等国议会文化。当时,清政府已威信坠地,为了自存开始了"新政"改革。作为大清重臣,载泽更关心的是在当时的危局下如何实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标。总体而言,载泽对西方议会的认识颇为深刻,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使其对宪政制度本身的结构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有机联系缺乏必要的研究,更没有就如何将西方宪政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作深入的思考。这就影响了他对西方议会本质的考察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