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治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全球能源治理成为国际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能源治理起源于全球治理对能源方面的关注,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多边应对能源贫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从国内外能源治理相关文献入手,结合G20峰会的最新成果,围绕全球能源治理的研究现状、概念内涵及研究热点问题对能源治理研究开展综述.结合我国发展现状,理清我国参与能源治理的态度.     

从芝加哥峰会到威尔士峰会——冷战后的北约转型分析

北约在冷战后制定了转型方针,以芝加哥峰会为代表,确定了北约东扩、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危机处置等目标。在乌克兰危机的推动下,威尔士峰会调整北约转型方向,提出暂缓东扩、构建伙伴关系、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资源共享与合作等新目标,威尔士峰会的决策将对未来北约转型产生持久影响。     

美国“退出主义”导致的全球治理 话语权变化以及中国的机遇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存续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聚焦点。特朗普主政后,凭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超然”地位,肆意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退出主义”是其在“绝对霸权”减弱背景下作出的外交战略选择,延续美国“孤立主义”历史传统,暴露了“美国优先”的国家思维。从长时间轴来看,美国外交收缩必然会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迎来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建构的机会,助力全球治理体系从“竞争型”转向“合作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治理与善治语境下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模式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1949年以来,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把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上,为巩固执政根基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坚实保障。从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奠基阶段,到60年代的外交艰难期,70年代的外交开拓期,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新时期及十八大以后进入大国外交的新时代,70年来,党和国家积累了有关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丰富经验,即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形成对外部环境考验的理性认知,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念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均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外部环境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也出现了新特征,借鉴历史经验,当前必须形成理论引领机制、动态评估机制、多边合作机制、多元协同机制及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确保新时代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不断提升。     

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及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呈现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扭结相缠、风险全球化程度加剧、信息技术影响凸显、次生危机复杂性加剧等一系列新特征。现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导致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实践忽视生产力发展实际并违背世界历史运行总体规律。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推进全球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努力构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推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有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全球网络治理机制:演变、冲突与前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迅速推广,如何管理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新的课题。本文回顾了网络治理机制从最初的个人管理方式,到美国主导下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再到相继出现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等新机制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全球网络治理在主体间、机制间和规范间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网络治理机制在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不足,认识和理解这些矛盾所在有助于推动网络治理向更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后疫情时代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健康传播、知识权力与议程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视角

在全球健康传播风险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并存的后疫情时代,知识权力、舆论形象、媒介议程深刻影响全球健康传播风险治理。公共健康危机问题与网络安全治理问题的融合迫切需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进行知识权力、科技资本和公益伦理的协商对话,通过依托健康知识权力共同体促进东西方国家间良性互动、平等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结构、治理规制和治理议程从单一的网络空间主权安全治理转向全球健康传播秩序弹性治理。     

论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越来越丰富的全球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下,其中全球农业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日渐突出。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文章从农业合作机制、农业发展援助、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农业投资与贸易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农业合作机制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重要保障,发展援助是全球农业治理新的切入点,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农业投资与贸易是促进全球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分析农业领域提供的中国方案,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     

美国“转型外交”的战略指向与实质

从2006年起，美国实行“转型外交”。这种外交层管有很具体的内容和做法，但其战略目标却是构建美国全球霸权体系，战略价值是向全球推广“美式民主”，地缘战略由欧洲转向了亚非拉。美国这种外交转型影响重大，对之应有充分的、深刻的认识，并积极应对，为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谐世界而奋斗。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预见性政府治理与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

危机预警与危机应急处理同样重要.前者重在预防,后者重在治疗.建立系统、完整的社会突发事件预警机制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和谐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尽快建立起有效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预警机制也就成为预防危机发生、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     

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问题、改进和前景

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欧洲经济治理体制长期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政策架构不完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缺失、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滞后。欧洲经济治理体制不仅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乏力,而且对劳动力市场僵化、长期发展趋异等由体制缺陷带来的长期性问题束手无策,直接危及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因而刻不容缓。欧债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重振经济发展,欧盟与欧元区在治理危机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修补欧洲经济治理体制的漏洞,取得了一定成果。展望未来,面对复杂形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异加剧削弱欧洲认同的局面,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观察。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和全球卫生公平为目标.在一系列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出现后,卫生领域的治理成为人类跨国治理的重点.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大国参与治理的意愿降低、国际社会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国际行为体互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和功能失调等.为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应该转变观念,避免将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捍卫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支持多边卫生治理,制定相应制度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加强各国在卫生领域的信息共享以及深化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机构改革.总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各国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自保观,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共同推动人类卫生事业的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的新制度主义阐释

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制度性危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公共危机治理及其制度变迁与创新都需要交易成本.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变消极的危机应对观为积极的危机治理观、变静态的稳定观为动态的稳定观,需要增强社会的危机治理责任意识和成本意识、建立正常的危机信息公开和发布机制.只有打破路径依赖,创新危机治理制度、建立危机治理机构才能降低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达成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尤为必要,特别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充满风险的当下中国.本文以"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舆论引导"、"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三个基本角度,阐述"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是对流言、谣言传播的有效预防、纠正和瓦解,是对政府信息行为的一种敦促和回应."突发性"体现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集中性,要求媒体既要有预防危机继续连锁反应的应对策略,又要建立机动弹性的应对机制.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