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风险研究论纲——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风险社会下公害犯罪之抽象危险犯

在比较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探讨抽象危险犯的特征、设置抽象危险犯的价值以及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的问题。认为: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公害犯罪成为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为实现对公害犯罪的有效防控,中国刑事立法应加强风险刑法的立法与实践,系统引入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并将污染环境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等犯罪行为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风险视角：克隆人立法之我见

当前各国均通过立法禁止克隆人研究,学界也多主张禁止克隆人,然而克隆人的支持者则认为克隆人的许可性立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意义深远.法律风险是克隆人许可性立法的障碍,克隆人许可性立法不能忽视其将遭遇到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有刑法风险和民法风险,刑法风险即克隆人所带来的犯罪上升的风险,包括克隆行为人犯罪、克隆人犯罪和克隆人诱发性犯罪的风险等;民法风险则指克隆人过程中导致的民事主体权利缺失或受侵害的风险,包括人格权风险、身份权风险、继承权风险和监护权风险.     

反思风险刑法理论对我国现实社会的背离——以食品安全犯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如何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实践。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世界以及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进入风险社会仍然有待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且从我国所发生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状况分析,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并非属于"不确定的风险"类型,以风险刑法理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进行规范设计偏离了现实。     

风险社会之下的航空犯罪理论趋向

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保障民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今天，平衡风险社会下民航安全与个人自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预防航空犯罪，不应当以其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不同于传统刑法。过多重视风险社会带来的弊端，自然会陷入一种严罚主义、威慑主义的立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航空犯罪作为一种刑法犯罪，其处理思路与普通犯罪并无二异，不应当认为民航领域是一个全新领域，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待犯罪行为。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对于航空犯罪而言，仍然无法超越传统刑法的范畴。     

道路交通风险中的抽象危险犯及其防控

飞速发展的科技将人类带到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有多种风险,包括道路交通风险。道路交通中的风险日益严重,需要刑法的介入,而传统刑法规制道路交通风险的罪名已经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必须借助风险刑法。风险刑法调整道路交通风险犯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中国刑法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不断完善。抽象危险犯的正确界定和司法适用,辅之以风险犯罪防控意识,有助于减少道路交通风险犯罪。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刑事风险及其防范

企业犯罪的治理是国家整体犯罪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犯罪治理整体水平的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刑事风险主要可以分为企业家刑事风险与企业刑事风险、国内刑事风险与国际刑事风险等不同类型。随着刑事合规理念与犯罪治理理念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企业刑事风险的防范思路宜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进行转变。为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必要从积极预防企业家刑事风险、建立健全企业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方面入手,增强我国企业防范刑事风险的能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脑机接口技术及其人文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是用计算机、电极、芯片等外部装置设备代替神经、肌肉等常规中介来实现大脑与外界信息交互的新型控制技术.若广泛应用于人类,将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对用户个人而言,可能造成身体安全隐患,产生情感心理问题,致其自主性被削弱、创造力逐渐消蚀等风险;对群体或社会而言,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动摇或分化既有的治理权力,出现失业群体"极化"现象,致使犯罪事件和公共安全危害增多、战争概率上升等风险.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对脑机接口技术风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探讨应对与治理之策,引导脑机接口技术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等目标的犯罪。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呈现出以预防为导向的立法趋势,对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惩治具有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从严从重处罚的特征。借鉴域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应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标准,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坚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强化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内容的衔接。     

农村留守儿童多维风险评估与干预——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

建立留守儿童风险评估与干预机制有助于加强留守儿童风险管理,推进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工作。通过构建多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南、贵州和安徽3省7县（市）14所中小学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并运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分析框架,从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两方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风险的放大和弱化原理。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多维风险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教育失效、交往不足、环境不良、心理亚健康及身体亚健康等风险。危害最大的是意外事故和安全风险、双向犯罪及行为失范风险;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父母亲监护的缺位。因此,建立留守儿童替代监护模式;构筑县乡村-家庭、学校-家庭、社会组织-家庭三条“风险预警带”;逐步减弱多维风险,推进留守儿童风险管理。     

安徽省基层社区暴恐预防现状的实证研究

暴恐犯罪具有恐怖主义操控、情节恶劣、危害国家人民安全的特征.阐述了中国暴恐犯罪出现新特点,分析了基层暴恐预防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的前馈控制理论和“核心—边陲”理论针对基层暴恐预防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提出了基层暴恐预防的对策思考.     

环境公害犯罪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界恪守无罪过则无责任的原则,对严格责任持排斥态度.然而,真理具有相对性,任何真理都有其相对适用的场域,离开了特定的时空,曾经的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现实反复证明,传统刑法的罪责原则在环境公害犯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英美法系秉承实用主义哲学,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在公害犯罪中引入了严格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这一坚持真理的相对性的做法启示我们,在风险社会已经成为现实、福利社会正快速向我们走来的新形势下,为防卫社会、增进国民的福利、实现刑罚的目的,我们应在环境公害犯罪中接纳严格责任.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文化视域下的风险解读

风险语境的建构有赖于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们对风险的指认和识别源自文化分类系统中秩序的自发诉求.健康风险事件所激发起的社会恐惧感来自于人们对疾病尤其是罹患癌症的担忧,而科普宣传的深化和对科技功能质疑的文化悖论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加速了风险的社会塑造过程,谨慎的生活方式正是现代社会风险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的体系刑法观--以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

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依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单纯地加重法定刑并不是应对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命题。只有在体系的观念下对其进行反思，才能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现代化挑战。     

我国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理论误区

当前我国风险刑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在研究中存在诸多理论误区:一是对风险社会的泛化理解;二是对风险刑法的简单否定;三是对风险刑法的盲目推崇.这些理论误区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关于风险社会及风险刑法理论的讨论缺乏共同的平台,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由于无视或夸大风险刑法的作用,从而导致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陷入混乱.因此,有必要及时清理风险刑法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误区,进而合理界定风险社会、风险刑法及其与传统刑法之间的关系.     

胚胎基因编辑的刑事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方兴未艾,但其受到来自科技信息壁垒以及伦理道德的约束,传统的刑法难以对胚胎基因编辑的风险加以规制,调整滞后性的缺陷显现,引发传统犯罪的量变,导致新型犯罪的产生和社会秩序的潜在隐患。需要确定相应的刑罚,加强基因编辑过程的监管,强化参与者的主体责任,建立监测评价体系,实现基因编辑副外部性的内化,以应对基因编辑造成的可能风险与社会危机。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唯物史观新探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以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反思日益热烈,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也迅速从西方传入中国,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关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的理论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风险及相关问题。为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对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进行重新认知和阐释,并对二者重新做出阐释和分类,这将为发展唯物史观和重新认识风险与风险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并为我国社会发展中进行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