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叫谷魂”

“叫谷魂”是佤族敬祈丰收的一种祭祀活动，意思是将谷子的魂叫回来，让它粒粒饱满，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     

蒙古族赛马运动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意义考察

文献研究表明赛马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活化石，萌芽于蒙古先民繁育、驯化马的生产活动，孕育于游牧生产、敖包祭祀、民族战争等实践，脱胎于敖包祭祀的敖包联欢活动，是检验草原健儿是否英雄勇武的重要标志；蒙古族赛马从古代走来，在游牧生产、军事战争、敖包祭祀的滋养和洗礼下，始终履行教化后代、化育民风、传承文化、尚武顽强、凝聚人心的文化使命。赛马是蒙古族游牧教育的结晶，体现了游牧文化的内涵，以特有的形式记录了蒙古族从原始走向文明、从羸弱走向强盛、从蒙古高原走向世界的历史，展现了粗犷、豪放的游牧文化风貌，诠释了蒙古族“习弓马、强体魄、健行天下”的尚武气质，彰显了“崇尚英雄、践行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     

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文化自信

针对黄帝陵祭祀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自觉的关系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陕西黄陵县桥山自汉武帝开始就成为中华民族祭祀祖先黄帝的“国祭”之地,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体现在祭祀礼仪、礼器、服饰、音乐和祭文等方面的深厚祭祀文化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场地、陵地古柏是构成“精神标识”和“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持续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带给祭拜者的体验感、神圣性,促使民众对黄帝、黄帝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畏,并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帝陵祭祀已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制定《黄帝陵公祭法》来确立黄帝陵的国家公祭地位,确保黄帝的崇高地位和黄帝陵祭祀活动的至上性、庄严性,发挥黄帝陵祭祀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诗经·君子偕老》解——兼论假发与祭祀的关系

我国古代曾以盛发高髻为美，因而在祭祀中戴假发是对参祭妇女的仪表要求之一。根据《周礼》及相关记载，《君子偕老》中出现的“副”“象衣”“翟”“展”是王后在祭祀中专用的假发和服装。从祭祀的角度理解《君子偕老》，可以对诗歌有更深地认识。     

集体记忆与两岸文化认同——基于古田陈靖姑文化节祭祀大典的考察

陈靖姑信仰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点.在古田临水宫祖庙举办的陈靖姑文化节上的祭祀大典中,通过各种仪式的展演,唤起并激发了人们“两岸同源、根脉相连”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要发挥古田陈靖姑文化节祭祀大典在强化两岸文化认同中的作用还应注意:祭祀大典应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合理选择象征符号来阐释仪式的展演;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两岸祭祀文化互相借鉴.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略论藏族神山崇拜的文化特征及功能

神山崇拜作为远古藏族祖先的信仰方式,经历了从原生型苯教到雍仲苯教再到藏传佛教的发展阶段。其间,佛教和苯教都采纳了神山崇拜这一信仰方式。由此,神山崇拜从“自然宗教”过渡到了“伦理宗教”的形态。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相应地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祭祀方式,这种祭祀方式逐渐地向民间扩展并不断规范化,又使它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具有了民俗文化的性质、特色和功能。     

四川藏区两个特殊年节的比较研究——对新龙“十三”节和丹巴“香古”年的调查分析

［摘要］四川新龙县的“十三”节与丹巴县的“香古”年不同于藏区通行的藏历年，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年节。从两个村落节俗的实地调查发现：两个地方性年节因两个地域的、历史的和民族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自成体系，但是，两地节俗又具有不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两个年节皆源于古老的祭祀祈福习俗，至今节日的宗教性和原生性特点仍很突出；年节祭祀中都保留了许多早期宗教的文化内容；欢庆娱乐活动丰富。“十三”节与“香古”年反映了两地藏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从陕北汉画像石看儒学对边塞地区的影响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和石刻艺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传达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生命的思考。陕北出土的汉画像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鲜明的边郡特色。但在汉代“儒学大兴”的风潮影响下，其间亦蕴含着极浓郁的儒家思想。诸如“视死如生”观念、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美德、“入世”“务实”精神以及“中和”“节制”的美学原则等都凝结于内，从而使之兼具了区域性和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同时，对画像石的发现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陕北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考证汉代儒学何以影响到上郡等边塞地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春节习俗溯源

相传我国原始社会就有“腊祭”之说。腊尽春来．人们杀猪宰羊祭祀老天与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们用朱砂涂脸，鸟翼装饰。又唱又跳。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此俗流传下来，逐渐形成春节。《尔雅》一书中说春节：“夏曰岁，商曰祀，同曰年”。     

古代北方民族的蹛林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蹛林”在中古时期汉文文献中的含义是多样的。它既是一个特定的地名，也是一种祭祀方式——绕林而祭，还是一种族称，一个羁縻州的州名。对蹛林的内涵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古代北方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     

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

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内容十分丰富。在文化属性上,它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或说“那”文化特征,反映了壮族宗教信仰的内涵,展示了壮族的认识水平和民族心理。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诗经·小雅·大田》主旨辨析

关于《诗经·小雅·大田》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刺幽王”、“颂美”、“省敛”、“祭祀”等几种说法。其中“祭祀”说细分为“报祭”和“因农事而及祭祀”两类。经过分析文本的字词、内在逻辑以及联系古老的蜡词,《大田》乃贵族为祈年而祭祀田祖之诗。     

圌山庙会探源

圌山位于镇江东乡。每年清明翌日是圌山的庙会。 圌山庙会的文化源头是吴国的“宗土”祭祀，“宜侯矢簋”（出土于圌山西侧吴王陵区）铭文中。被称为“宜宗土”的文字实质是“圌宗土”。是指圆山的土谷神宗庙。姬姓周人的祖先后稷，是农耕技术的代表，后来被人们尊为土谷神供奉于土地庙。     

试析闽、台、粤客家地区的“妈祖”崇拜

文章阐述了闽、台、粤客家地区“妈祖”崇拜的祭祀时间、祭祀形式，流存渊源     

试述武夷山茶礼俗文化

武夷山儒、释、道三教同处一山。武夷山茶与儒、释、道有不解之缘，茶中蕴和，茶中寓静，和、静是三教所追求的境界，同样三教思想也丰富了武夷山茶礼俗文钯的内涵。儒、释、道茶文化是武夷山茶礼俗文化的核心特点。武夷山茶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婚稼丧葬、人生伦理及日常交际之中，形成了一套“以茶待客表敬意”、“以茶常偿友喻情谊”、“以茶论婚嫁”、“以茶祭祀、以茶丧葬”，“家庭礼俗和饮茶”等内容丰富、形式完备的武夷山茶礼俗文化。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

舞龙运动源于上古的祈龙求雨，到汉代，成为一种大型的娱乐欢庆节目，唐宋时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节日欢庆习俗，并逐渐脱离了“祭祀求雨”的意味，而演变成民间一种重要的节日娱乐狂欢活动。舞龙运动是华夏民族龙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