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13本智库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后呈相对缓慢发展的态势.许多迹象表明,一些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智库对13本外交决策过程开始施加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把握日本外交未来走势不能不密切注意日本智库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但鉴于日本决策机制等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局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尚不能扮演与其欧美同行同等重要的角色.     

第四次太平洋会议日本民间外交活动研究——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为中心

日本于1926年成立了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成员构成、资金来源以及系统独立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一定的民间性，实际上是作为为日本官方外交政策和行动进行善后的民间外交组织而存在的。本文通过解读当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文献史料、会议记录，厘清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参加第四次会议前后的历史背景、经过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来对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中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民间外交活动形成一定的认识。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召开时，正值中日间围绕东北问题展开外交交涉的最盛期，亦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之后。为此，通过研究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第四次会议中的外交活动和主张，有助于我们从日本外交政策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走向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福田主义与日本的东盟外交

东盟成立后的十年间,日本并没有重视发展与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提出要与东盟积极合作。这是日本重视与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开始,标志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正式形成。它是对此前日本在东南亚各国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调整,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政治、经济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福田主义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其奠定了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基础,也是日本的东南亚外交的分水岭,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日本研究文选(1981～2020)》(全二册)出版

正《日本研究文选(1981～2020)》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40年学术研究成果特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专门从事当代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智库单位,自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至今已有40载。经过40年的发展,日本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涵盖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     

智库中的政策专家社会网络分析——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

智库的政策知识生产活动与影响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赖的专家。而专家之间所形成的结构关系,决定了该智库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其影响力。在阐明智库影响力问题时,除了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之外,有必要对智库内部政策专家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是日本颇具代表性的外交政策智库之一,其内部的"连锁政策专家"之间存在多个围绕不同议题中心而形成的发散性局域网,并依赖这些局域网所构成的"项目研究会"维持着智库的知识生产活动,偏好联合外部学者型专家进行外包式政策研究。这一社会网络结构由该智库自身的机构定位以及该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与活动中的地位所决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呈上升势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研究机制与运营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     

美国卫生外交: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全球卫生危机的加剧使得卫生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显性议程,卫生议题也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美国自19世纪伊始就十分重视卫生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美国卫生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卫生外交发展的历史轨迹,对我国卫生外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文化与日本外交

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探讨一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视角。分析日本国民性与日本外交的非理性、假想受害的特点 ,探讨日本人交往中的“协调一致”与外交“暧昧”特征以及“amae”心理与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之间的关系 ,可从人文层次理解日本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中日关系研究的焦点——在“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1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自1981年成立以来,日本所和美国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日本所和美国所作为同样经历和同等职能的国别研究所,面对后冷战时期的结束、多极化世界的来临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新格局的形成,正在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发挥积极的智库作用。根据会议安排,我首先介绍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然后着重谈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二重外交”

又称“双重外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指日俄战争后,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上,除了负责外交的外务省系统外,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等军部势力参与或主导了日本的外交政策。这种现象被研究日本的历史学家称为日本外交政策上的“二重外交”。通常认为,这种现象尤其是体现在对华的外交政策上。其中,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与主张不扩大事端的日本外务省相比较,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并迫使中方分别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秦土协定》,日本军部成为了制定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角。在1940年前后,日…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从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看日本智库的作用及影响

对世界各国智库组织形态及其研究动向进行跟踪研究,是人们了解各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有效途径。以日本智库为例,通过对研究智库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日本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以发现智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智库的性质与作用发生了质变,即由面向企业的"咨询机构"转换为面向政府的"政策研究平台"。日本战后曾出现三次智库建设高潮,目前正处于智库建设的调整期,其经验值得正在开展智库建设的中国借鉴。     

重新思考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

中亚地区开始处于日本外交的边缘，之后日本逐渐将中亚地区作为其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选择和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但是收获很少。伴随日本的中亚外交逐渐从重视双边关系转向重视多边合作，很多分析家开始认为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外交战略。但事实上。日本的中亚外交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整体性的全面的外交战略．并且追求具体的政策目的胜过战略目的。     

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对外政策研究活动--以日本国际论坛为例

日本国际论坛作为日本民间有代表性的对外政策研究组织,长期以来以其多彩的和自主性、开放性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活动,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形成特定的舆论、集有关社会力量为国家对外领域的公共资源及增进国家间在对外认识上的交流和相互理解等方面,起了官方机构所不能为的作用。     

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形态有三个：文化交流、制度输出、价值观传播。文化交流属于表层的、最常见的文化外交形态;嫁接美式政治经济制度属于美国文化外交的中层形态;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属于核心层的文化外交形态。这三种形态紧密联系,共同搭建起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有机体,成为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国也的确把文化外交当作谋求＂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以＂文化霸权＂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美国智库决策研究的运行机制——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个案研究

美国智库自建立以来通过其决策研究,对美国政治及外交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非官方研究机构,美国智库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日益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机制、组织机制、人才机制以及影响力机制。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老牌且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本文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的个案研究,深入美国智库之细微,探视其运行机制。     

日中民间通信来往愈益频繁

近年来,日中两国民间通信来往迅速增加。随着通信来往的发展,在日本、相继成立了同通信来往有关的各种民间组织。兹介绍其一二。一是日中友好通信之会,成立于七年前,会址在东京。该会每月聚会一次,介绍和讨论中国的最近情况和怎样同中国通信联系等问题。目前已拥有三百万会员,遍布日本各地。该     

日本NGO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

日本的NGO主要泛指那些从事海外援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二战后日本的NGO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活跃三个历史时期。随着NGO的迅猛发展,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NGO的重要性,开始与NGO展开对话、合作,并从制度、资金等层面对NGO进行支持。活跃在海外和日本国内的NGO在日本外交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很大帮助。NGO不但加深了日本与受援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官方外交打下良好基础,还扩展了日本的外交空间,为联合国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外交目标的战略转移。可以说,文化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构建"和谐世界"的民间力量——关注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

民间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民间外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外交具有人民性、稳定性、广泛性、灵活性和两重性等特征,在新中国的总体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展民间外交,新时期应该创造民间外交发展的有利环境,提高对关注民间外交必要性的认识,朝着"官民互补、相互促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