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战略博弈的性质与作用

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战略博弈"阶段。目前中日两国进行的战略博弈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战略博弈的历史定位。在两千多年中日关系史上,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出现双方实力对比关系逆转和双边格局重构,21世纪的今天中日间正在发生的则是双方实力对比关系的再逆转和双边格局的再重构,战略博弈是新旧格局交替的中间环节。二是战略博弈的方式。目前安倍政府采取的零和博弈方式,主要是通过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和把战略打击对象锁定为中国这两个过程逐步形成的。三是安倍政府采取的零和式博弈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它与世界大势、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传统外交风格不符。长于审时度势的日本政府,应认清形势,回归理性,选择一条良性竞争的道路。     

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

安倍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处在持续低位徘徊、战略信任磨损下行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新特点。除了双边关系加速走向失序和失范之外,在地区层面和多边机制中的博弈和竞争明显上升。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对华实施"对冲战略"的重要地区。"对冲战略"经历了比较低调的"约束性接触"和手段多元的"软制衡"两个阶段,其目的是牵制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力图维持美日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日本在南海海域的"对冲战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但总体遏制效果有限,反而给地区局势带来了紧张和动荡。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8):安倍"超长期执政"背景下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杨伯江主编2018年4月出版/99.00元ISBN 978-7-5201-2438-6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联合南开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日本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年度研究成果。书中对2017年度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诸领域做了回顾,特别是围绕第48届众议院选举、安倍"超长期执政"背     

试析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回暖的原因

小泉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安倍内阁时期和福田内阁成立后,中日关系逐步回暖.本文论述了安倍内阁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安倍内阁后期日本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原因和福田内阁成立后日本对外政策中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并对今后可能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台湾、中美日关系等问题试做探讨,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助于中曰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中日关系：从小泉到安倍

本文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首相任职期间之对华外交政策为线索,详细地分析了由于小泉首相与安倍首相任内对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动,进而分析了安倍首相上任以来,所采取的与小泉首相的不同对华政策带来的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中日加强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动态及动因分析

2018年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稳定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同频共振。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变对华战略,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主要是因其迫于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压力,担忧其自身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同时,其也希望借推动对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且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变量。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聆听历史启示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经过了古代两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史和近代60余年的日本侵华史,给两国处理和发展当今中日关系留下了很多教训和启示。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第五次高潮时期,同时也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得最稳定、平等、健康的历史时期。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并且进一步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磋商。为了增进理解,两国政府首次组织并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通过对古代、近代、当代不同时期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

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对当前的日本政治有很深的渗透。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保护日本之会"和"保护日本国民会议"两组织,其渊源是右翼宗教"生长之家"。日本会议被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操纵,因此可以认定是一个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当前日本会议面临困境,该组织的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主张与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与安倍的内政与外交目标也并非完全趋同,甚至与其宗教"母体"生长之家的新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今后日本会议与安倍内阁的结合出现松动,不但安倍的右倾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将受到一定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