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

日本经济自安倍第二次内阁组建之初,就开始了新的周期上行阶段,直至2017年底形成了战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大型经济景气,俗称"安倍经济学景气"。其前期(2015年年末之前),在安倍经济政策推动下明确了经济复苏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受到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经济复苏趋势弱化,之后经济进入稳步的上行阶段。2016年以来经济状况大幅改善。这次经济上行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改善领域扩大和有一定的力度。五年来安倍政权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即由原来的以扩大需求为重点的安倍经济学,转向了以"人才培育革命"和"生产率革命"为两大支柱的供给政策。今后日本经济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国内外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2012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同样意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和制度结构改革两个维度统合实施结构性改革相关措施。尽管其中不乏亮点,但因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加之改革进程受到传统政治经济运营体系的制约,致使"安倍经济学"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一改革的失败,暴露出日本经济依旧存在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等结构性弊端。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安倍经济学能否破解日本经济难题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宏微观难题日益凸显。为破解这些经济难题,新一届安倍内阁推出了涵盖金融、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战略的安倍经济学。目前,其财金政策在破解宏观经济难题方面可谓初战告捷,有望结束通货紧缩。但其经济增长战略在破解微观经济难题上,离大获全胜还任重道远。新增长战略尽管在关注企业利益、注重外需等方面迥异于民主党,但今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推行结构改革,关键还在于安倍的执行力。若改革成功,日本实现经济复苏;若失败,不仅导致经济低迷、财政危机的表面化,甚至可能动摇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第三支箭”与日本经济未来走向——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对未来的挑战》(以下简称"修订版再兴战略"),并在同日公布《2014年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从通货紧缩到良性循环的扩张》(以下简称"基本方针")。此举不仅标志着安倍内阁展现其执政第二年的主要经济政策,更描绘出备受关注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的升级版政策路线图。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与日本对外经济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日本采取以FTA·EPA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对内持续鼓励对日投资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与收益增长,而对内投资则未摆脱世界低水平现状。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新理念的产生、引入与效果评估

因受到社会内部的人口、产业及能源等三大结构性矛盾的困扰,日本学者藤原洋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理念后,很快就被日本政府及社会所普遍接受。为加速"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落地与生效,安倍政府积极导入并推介"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理念,希冀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及运用,构建以汽车产业、健康医疗产业等为代表的新产业体系,并带动日本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受其影响,日本将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构建融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新产业分工体系;加速社会转型步伐,颠覆部分传统的社会思维定式。政府内生动力和执行力的不足、急剧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等,或许是阻碍日本落实"第四次工业革命"重要理念的主要障碍。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

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规模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降低。同时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社会,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他们是安倍政府的支持群体。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强化了首相以及首相官邸的权力,特别是内阁人事局的设立,进一步使行政机构高级官僚受制于官邸。诸多"安倍经济学"基础上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以及在野党的弱化,也是安倍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辩证解析机器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15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机器人新战略》,安倍晋三首相强调当年是日本"机器人革命元年",高度重视"机器人革命"对振兴日本经济的作用。机器人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社会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包括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少子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安倍内阁提出使日本经济规模在2020年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但机器人产业难以成为近期振兴日本经济的"救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机器人革命必然失败,因为要实现以机器人革命为中心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在数年内立竿见影。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经济社会结构改革所必需的规制改革,机器人革命振兴日本经济的前景未必不可预期。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析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战后日本出现了16次经济周期波动,本质原因在于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周期缩短、周期波动幅度缩小、多种周期形式相重叠、在中周期视角下的扩张期延长与长周期视角下的慢性衰退延长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固定资产频繁更新与设备投资频度加快、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迅猛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深度干预。"安倍经济学景气"成为战后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但"无实感"成为其最大的特征,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依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试析“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灵魂、精髓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呈正比关系。日本以东亚大变局和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通过制造新的对立和冲突,将日本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以重温旧梦,再次崛起。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日本的主要经济学派

日本的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别国引进的,日本的经济学发展史实际上是引进和应用经济学的历史。因此,探讨日本的经济学派,不能离开世界经济学派的发展潮流。日本人在引进和应用各种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因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日本的各主要经济学派虽然都是从各个经济学派演变而来的,但在日本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社     

日本安倍内阁的农协改革及其评价

日本农协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农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渐凸显。第二届安倍内阁开启了对农协的改革之门,不仅弱化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权力,还推进了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股份公司化,都道府县中央会的一般性法人化、地方农协理事会治理结构等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地方农协自立,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提升日本农业竞争力,实现日本"强大农业"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打破农政"铁三角",促使地方农协担当复兴日本农业重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