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由贸易区:"10+3"与"10+6"的收益比较

日本所倡导的"10+6东亚EPA构想"虽然尚未在各国达成共识,但在事实上已发展为相当程度,对"10+3"合作机制形成严峻挑战.本文正是基于此出发点,分别从经济角度和非经济角度将两种贸易模式进行对比,得出"10+6"模式不仅可产生更大收益效应,而且对于东亚区域实现制度性的合作具有更大推动力的结论.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效破解了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国民收入较低、地区间以及企业间发展不均衡等经济问题,实现了"国强民富"。该计划对解决中国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详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从决策指导思想、决策目标、决策组织等诸方面逐层剖析决策过程中的各项决策要素,并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实施路径的基础上,对中国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提出了在指导思想上贯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平衡发展的理念、在决策组织上集思广益并设置各种专家委员会、在实施路径上借鉴日本行之有效的策略等政策性建议。     

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切入”

经济利益是日本在东南亚追求的主要目标,即获得资源和确保市场。然而,政治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在日本对东南亚政策中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切入"是从冷战时期开始的,通过福田主义、东盟地区论坛和自由贸易协定等政治主张和平台进行加强和充实,又通过与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扩展其影响力,最后,通过"东盟+6"特别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试图进一步掌握政治主导权,并形成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     

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

2012年12月执政以来的安倍内阁,其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官房长官为核心展开政策磋商,信赖官僚并善于发挥其作用,执政党追随政府决策,朝野政党的政策主张相互交错。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     

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其研究大都集中在与东盟密切联系的地区,例如东北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和"东盟+3"。通过加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从中国—东盟发展历程看,"中国+东盟"合作模式为区域经济合作带来诸多的契机和发展空间。     

日本金融政策目标的选择与运作

金融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金融、货币的调节职能稳定币值,以实现物价稳定、资源最优配置、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而金融政策目标则是一定的金融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总要求。战后,日本通过由日本银行制定并监督实施的金融政策及相应的政策目标手段,比较有效地引导、调节和控制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向,实现了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大发     

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与日本对外经济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日本采取以FTA·EPA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对内持续鼓励对日投资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与收益增长,而对内投资则未摆脱世界低水平现状。     

日本地震对其经济“新增长战略”实施的影响

2010年6月,日本内阁府通过了到2020年旨在"重塑"日本经济辉煌的《新增长战略》,被称为是日本未来10年经济战略的主体规划和实现菅直人政府提出的经济、财政、社保"三强"目标的具体计划。该规划确定了环境与能源、健康大国等7个战略领域和21个重点"国家战略项目"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目标。但是,2011年3月的东北部地震对该战略的实施将产生重大影响,给一些既定战略措施的操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东亚区域合作趋势研究

10+3,即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是东亚地区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合作机制,集聚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几年来,经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展望未来,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将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中日关系因素——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随着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沉寂多年的东亚货币合作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对过去合作经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未来合作的顺利展开。通过借鉴货币政治学相关研究并使用金融资产交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面考察东亚货币合作后发现:美元体系带来的货币困境、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共同促成了东亚国家对于货币合作的强烈需求;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历史赋予了"10+3"主导、大国竞争、"东盟方式"等三大特点,其中中日竞争与合作是东亚货币合作内生驱动力的关键,在合作制度层面与金融一体化层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未来中日两国需高瞻远瞩,妥善解决政治分歧,在"互联互通"理念下协同推进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     

“哈—大—齐”工业走廊金融集聚带的构建

金融中心是金融集聚的结果,金融产业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哈—大—齐工业走廊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构建走廊金融集聚带。从走廊基础条件看,地处东北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城市竞争力增强;传统金融产业初具规模,金融辐射功能初现。本着城市集群性、金融运行机制创新性、政策支持性的原则实现金融集聚带的总体思路,即2011—2015年:走廊城市集群金融基础建设基本完成;2016—2020年:走廊金融集聚带初步形成;2020—2030:走廊区域金融中心初步建立。最终达到提高金融产业在走廊区域内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建立规范运作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走廊区域金融开放程度的目标。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     

日本多重治理结构下的区域创新政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传统的创新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国家创新政策相比,区域创新政策更加灵活,更适合依据区域的不同特点进行调整,因而更适于应对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日本正由更多依赖国家创新,向依靠区域创新和构建创新体系转变。日本通过完善包括知识集聚示范区在内的区域创新模式、政策工具,以及合理分配在多重治理结构下区域创新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实现了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缩小了与全球技术创新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日本创新能力的提升。     

日本终身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分析

日本于上世纪60年代导入终身教育理念,70-8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终身教育的政策,80年代中期提出向"终身学习体系"转型,90年代以来逐步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并形成本国终身学习的模式.探讨日本终身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对于中国提倡终身学习理念和制定终身教育政策,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日本模式”的核心与政府干预

"日本模式"是战后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主导下的技术革新为核心,凭借以"市场失败论"为理论根据的政府干预,实行一系列超常规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最终实现高速追赶欧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日本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为确保这一模式的顺利运行,特别是推动以技术引进为主导的技术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日本模式"依然值得那些还处于追赶型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借鉴.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2年会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研讨会综述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2年会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格局中的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双边经济关系"、"日本经济综合问题"以及"日本产业与企业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     

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发展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非政府发展援助是日本开拓非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同时也具有日本战后塑造自身身份,在其印度洋战略和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下寻求国内外政策平衡的重要特性。日本积极扮演了对非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国领导形象以及维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日本要继续扩大对非政府发展援助,在诸多方面都存有困境,并且难以实现其关键性政策目标。     

近年来日本金融政策的实践及影响

近年来 ,日本政府为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 ,振兴日本经济 ,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但现行的经济形势表明 ,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 ,效果并不理想。虽有客观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这些金融政策时 ,也存在着种种不足 ,并对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