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

中日两国虽然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战争责任、历史认识伴随着领土争端等现实性问题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国家间要实现成功的历史和解,加害国和受害国双方都有必要关注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日历史和解进行剖析,可以看出:日本要在战争责任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有明确且深刻的反省,才有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同时,中日两国应该在坚持条约精神、原则共识的基础上,正确认知和解读双方的历史认识,在涉及侵略战争等历史记忆的问题上探讨共同记忆的可能性,才具备中日历史和解的前提条件。     

信任困局的破解路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与软法合作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中俄之间的"政热经冷"问题,还是中蒙合作过程中存在的蒙古国"民族主义"问题,其症结恰恰在于中俄、中蒙合作过程中的信任不足上。信任是人际交往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要素。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必须考虑制度层面的对接,必须通过制度构建,促进中蒙俄三国人民的民心相通,建立起民间的互信。通过增强非正式制度供给,能够加强中蒙俄三国民众的互信。强化中蒙俄三国的软法合作,是增进中蒙俄三国民众相互了解、促进制度对接、助力经济走廊建设的有效路径。     

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文学反思——以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为例

石黑一雄获奖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主要聚焦在对其作品价值和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取向的质疑上。由于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文学思潮的演进,文学对战争性质的探讨和战争场面的描写已经形成传统。石黑一雄则以记忆书写的叙事策略突破了这种传统,其《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是对战后日本"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的文学探讨,而《被掩埋的巨人》则是以"忘却"与"记忆"的逻辑悖论对冷战后表面上的和平与潜在的战争危机所做的文学反思。其作品内涵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位跨文化语境下的英国日裔作家已突破了族裔文学书写的藩篱,站在人类共有价值的高度来审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体现出其小说的重大时代意义,而且也回应了学术界对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取向的质疑。     

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一、历史、编史学与科学编史学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科学编史学问题,所以有必要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学术结构等问题作一交待。一般而言,历史一词在含义上有"历史本身"(res gestae,已做之事)和"历史认识" (historia rerum gestarum,对已做之事的叙述)的区分。前者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 即"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后者是指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即"历史学"(Historical Sci- ence)。在对两种不同的历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两种历史哲学便凸显出来。根据德雷(W·     

日美德公司治理结构比较研究

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共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制度上的一致性,但就单位个体国家而言,彼此之间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运作模式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美国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居绝对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也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日德两国在其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却凸显出了某种脱资本主义的个性化制度特征。尤其是日本,它作为东方后发性赶超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表现出了即不同于美国又有别于德国的个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文通过日美德三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比较,揭示同一社会形态下不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     

社会记忆的功能反思与研究推进

社会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权力秩序的指向下，社会记忆既是当下的生产，也是传统的绵延；既是被建构的结构，也是建构性的力量。在这种动态实践过程中，社会记忆整合个人与社会，连接过去与现在，隐喻历史与未来。基于此，社会记忆研究须结合这一概念自身所蕴涵的思想张力，在同现实的对接和多学科的对话中达成理论的整合，进而实现关照人性和面向正义的学术旨向。     

论占领方式与被占领国政治生态形成之间的关系——以美国对日占领史为中心

美国对日占领的方式和占领过程,决定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选择,是日本历史上与明治维新同等重要的历史阶段,日本社会政治形态的形成与占领国的政治倾向性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当今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也源于这段历史。而战后日本社会中的战争反省观和历史认识等社会意识问题的形成期,同样是与占领史重合。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思想差异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也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既有理论上客观、公正的认识和探索,又有实际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邓小平在汲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有了认识的突破和方法创新。为何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和历史代谢关系,应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思想背景中探求缘由。     

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

历史认识问题与价值理念的差异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在精神层面的脆弱性的表征,它们交互作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又往往有主次之分。冷战后特别是近年,价值理念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元素,乃至上升为"新基轴"、"新支柱"等战略高度。但福田康夫首相对此进行了反拨。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在福田任内,也有了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相会。福田致力于重构中日间的精神、价值大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外交遗产。     

声音的风景——北平“笼城”前后

战争与城市的遭遇,往往被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大叙事所忽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热点由视觉到听觉的转向,从声音的角度切入1937年北平沦陷前后的社会状况,关注的是战争如何侵入北平人的日常生活,为整个城市"调音"。本文借助乡土志、岁时记、报刊杂志及当事人的追忆,返回历史的现场,发现战争构筑的无形的"音墙"掩盖掉日常生活中"执拗的低音",反而唤起了声音中的地方记忆与国家形象。     

全球化视域中文化记忆的研究及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技术、政治的开放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此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现代性技术所引发的传统连续性的中断、空间的压缩，也对各个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自身的文化身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成为当今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文化认同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对经济、政治制度的宏观把控，同时也需要植根于民族内部，对具有重要奠基性作用的历史体验进行微观探究。文化记忆作为历史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连续性、他者性、重构性对民族内部凝聚性结构的形成和文化认同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记忆不仅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实现文化自信的桥梁，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回溯和反思的镜鉴。     

试论与夫余相关的古史中的(氵岁)族与貊族

(氵岁)貊作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是与肃慎、东胡共存的族系。"(氵岁)貊"合称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引起了"(氵岁)""貊"各自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一系列战争和迁徒的过程中,"(氵岁)""貊"最终成为同一族团。     

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变动中的外交逻辑——从认知结构、角色构建到外交行为

从"认知"到"角色"再到"行动"的传导,是一国外交战略的内生性逻辑自洽过程。日本的自我认知结构,是在历史演进中由特定的知识、文化和观念等要素组成的。知识要素的构建因循了工具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等原则,文化要素中的矛盾性、善变性、序列性、依附性等特点形塑了日本外交行为逻辑,观念要素中的"强权观念与神国思想相互嵌入"的特点,固化了日本"在东方华夷思想之外壳中嵌入西方霸权主义之内核"的思维取向。"追求大国地位"是影响日本国家战略最深刻、最本质的"先赋角色"。日本在自我认知、角色构建的基础上,推行了以构建"观念资源与制度资源"为中心的"战略性外交"。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解读日本特有的认知结构、角色构建、外交行为及其传导机制,不仅能为认识与判断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提供更为精准的描述与解释,还有助于重构与创新日本外交的"知行研究"路径。     

环境变迁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以汴京八景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两代,"八景"作为一种地理和文化景观现象风靡全国,"汴京八景"更是作为宋代之后开封城市演变的重要结果而逐步形成。自明初开封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确定后,对开封城市现实与精神的重建同时进行,"汴京八景"开始成为表达开封城市文化的标志,以周王府为代表的一批城市知识精英分子,结合积淀了开封历史的"帝都叙述",通过八景的话语体系,建构了开封城市的整体形象;明末的战乱与水灾中断了开封城市发展与形象建构的进程,清代对"汴京八景"的重构工作相对薄弱,并形成了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唯一八景体系。通过史实的整理,可知影响"汴京八景"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是开封城市附近黄河的存在,历次战争及水利破败引发的黄河决口,导致了开封环境与周边地理景观的颠覆性改变,八景体系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基础已经失去。鉴于这种残酷的现实,以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城市意象理论进行相应的分析,可知"汴京八景"的构建,是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种空间是同时涵盖自然、人文的"景观";与普通民众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的视角不同,精英阶层的知识文人,以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通过对景观进行理想化的再生产,将自身对开封历史、当代和未来的记忆、想象与憧憬,化作"汴京八景"这些或现实或理想的景观。     

战后日本的错误战争史观认识及成因

日本对中日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加害者"的认识、殖民地经营的评价和对亚洲人民的蔑视,都存在错误或不彻底的战争认识,其根源在于美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战争犯罪责任、战后日本歪曲的和平教育和日本各种传统因素造成不善反省的社会氛围。     

浅谈唐罗战争中的“买肖城之战”

公元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协助唐王朝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唐王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其中"买肖城之战"尤为史家关注。中国古代史书与朝鲜半岛方面史书对此战的记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日后中外学界对此战评价多有分歧。经比对分析,成书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对此战之记载多有不实。     

"最广大人民"的时代新认知

"人民"或"最广大人民"是一个政治和历史范畴,它们的外延及结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人民"就是指或主要是指传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我们习惯上所称的劳动大众;而在现代社会,"人民"就不仅仅是指传统的几个阶级阶层。这是由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结构决定的。因而,切莫把"最广大人民"凝固化,即凝固在几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上。     

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体系的几点看法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是相关研究都基本未脱离传统的研究体系,亦即以《三国史记》为核心的研究框架。而事实上,这一体系本身便存在着两大误区:其一,将《三国史记》所载有关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历史传说视为史实。其二,是以南北朝以后的中原史料与好太王碑铭的内容来证明《三国史记》所载传说的真实性,却不知道这些史料系出同源。传说中的朱蒙、类利、无恤这前三王未必就是高氏祖先,他们很可能出自不同时代、不同部落有着不同的身世的高句丽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