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米亚：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赞米亚"意指特定群体逃避"国家空间"的产物,是打破民族-国家边界以研究东南亚高地社会所借用的概念。赞米亚区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呈现的逃避特性体现在其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赞米亚及其所描摹的民族社会对于认知和理解我国的民族事务和区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

反犹主义在欧洲基督教世界是一种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及犹太教的历史现象。反犹主义运动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美国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国家,它所秉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无疑对其国内反犹主义运动起了首要的推动作用,为反犹主义的孳生和高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和把握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对于加强族群间的和解与合作、消除种族主义和偏狭的宗教情结,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冷战后时代的族群冲突:国内原因与国际挑战

冷战后时代族群冲突复振现象引起学术界关注,理论解释众多。两极霸权结束以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为历史的民族主义解读重开窗口。跨境族群问题可能引发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国家与反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对一国族群关系和国家统一带来严重影响。在一个动荡和脆弱的多元社会,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并对未来产生集体恐惧,从而潜伏着暴力冲突。不安全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恐惧,为族群精英进行族群内部操控提供了基础。后冷战时期族群冲突的复振也对当下国际准则框架提出了挑战。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英国的委任统治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形成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改变传统殖民统治策略,转而在其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在此期间,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被并入伊拉克政治版图,这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英国“监护”下,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措施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鼓励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持部落体制等。但是由于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错位、统治基础的薄弱、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化,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可谓形神俱散。初创的伊拉克国家无法获得库尔德人的认同,这是其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内在理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导致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出现“分裂型民主”,这可以看成是英国在伊拉克委任统治的现实回响。     

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

客家族群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由中原迁徙南方、港台和海外的过程中 ,历史培育了客家人朴实、勤劳和善良的民族性格。由于历史原因 ,客家人与土著居民曾发生过误解 ,甚至冲突。1 9世纪中叶以后 ,基督教新教大举传入中国 ,恪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客家族群 ,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突做出了独特回应 ,引起了基督教传教士的高度重视 ,促进了客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与整合 ,提高了客家人的民族精神 ,并锤炼了它的一批重要精英。     

民族精神与治穷致富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既有民族精华的一面又有糟粕的一面.因此,民族精神与治穷致富有其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其不相适应的一面.从“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出发,要想加速治穷致富的进程,必须善于寻找两者的交汇点,促使民族精神中团结、竞争、拼搏、奋进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民族、婚姻、伙有共耕与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区傈僳族社会之阐释——以滇西北德钦县霞若乡为例

基于对云南西北部一个傈僳族乡村全体傈僳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信基督教的过程进行考察,指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是身处碎片化、原子化社会结构中的族群面对周边民族的歧视与物质资料和人口再生产的重重压力下作出的无奈选择,提出“婚姻一家庭一土地一民族”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的网络,这一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区别于基督教在汉族乡村社会传播呈现出的宗族性特征.     

“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受命不迁,生发河湟--民族研究所成立25周年之回顾

本文就笔者的回顾,记述了民族研究所成立25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及其成长的过程,从中总结出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其未来发展和建设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