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总体保守化”的选举制度要因

老牌保守党自民党"一党独大",得益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中"小选区"优势的制度保障。近来,自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实力大增,历史修正主义及修宪意图凸显。社民党等革新政党的议席急剧减少,基本失去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制约力。新型保守政党民主党的政策"自民党化",公明党的执政党化,加之维新会和次世代党等右翼政党的崛起,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势在必然。从内因来看,日本现行选举制度客观上使得传统革新政党及在野小党弱化,保守政党壮大,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发生结构性改变,导致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趋于常态化。     

社交媒体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基于对“#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的考察

2020年5月,社交媒体"推特日本"上发生了一起以"#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为主题的政治舆论事件,影响到政府相关政策的走向,反映了社交媒体环境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这一"渗透"同时表现出日本社交媒体政治舆论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独立性"在于,网络舆论内容偏离了政党的规范议程,其情感导向与传统政治决策过程重视的程序理性导向相冲突;同时,网络舆论的核心推动力量是由多个政治边缘群体或非政治群体组成的临时的松散同盟。"依附性"在于,尽管网络舆论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但并不是决策者直接回应网络"民意",而是网络舆论压力激化了传统政治决策过程中参与群体之间的固有矛盾,临时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力量分布状况,从而影响到政策走向。这种"渗透"中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的并存,表明社交媒体环境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还未形成结构层面的挑战,但会显著增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日本的“族议员”

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开始从官僚主导型向政党主导型转化,日本政治学界将此称为“政党优势”、“党高政低”。促使这一转化的是一批被称作“族议员”的自民党政治家。那么,“族议员”是一些什么样的议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又是怎样参与、主导日本决策过程的?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对“族议员”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何谓“族议员”     

日本"有事立法"中的政治力学管窥

日本众参两院最近相继通过了政界争论多年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这些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审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党这个最大的在野党放弃了与自民党对抗的一贯立场,使国会斗争中时隔10年再次出现了革新政党对抗保守党派的局面.原本处于朝野对立状态的自民、公明、保守、民主、自由五党步调一致的政治抉择,反映出这些政党之间相同的阶级属性与政治信念.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交易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不同保守政党争夺政权的表象背后,掩盖着保守政治中朝野双方"貌离神合"的本质属性.举凡决定国家道路的原则问题,从旧自民党派生出来的各种新党最终总要同自民党形成一股政治合力,驱策日本在既定的道路上前行.     

“平成维新”与日本政治及外交趋向评析

日本政局出现历史性变化，是日本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自民党保守政治所致。民主党执政后，提出一系列内政改革与变革政策，努力使日本政治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鸠山内阁开局良好，具有优势和很多有利因素，但也面临执政经验与能力、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来自自民党等挑战，也存在考验。鸠山内阁推行调整对美关系、重视亚洲和对华关系的积极外交政策，利及日本自身和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具有战略性的积极意义。但寻求确立对美的对等关系，将受到来自美国的阻力，具有难度。在发展对华与对东亚国家关系上，日方态度积极，也需要切实把握和努力。     

经团联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

作为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压力团体,日本经团联在战后很长时间内通过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对日本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出台为例,探讨自1994年开始停止向自民党提供"政治献金"后,经团联在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从压力团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     

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

2006年9月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组建起新的联合政府,开始了战后出生的政治家领导日本的新时代。政治属性上以战略派为主要特征的安倍政权产生,标志着“1955年体制”余波的消亡,日本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不断向首相官邸集中,“脱离战后”意义上的政治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自民党新老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交替,新政治势力开始按照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需要,一面推进修改宪法等基本国策,一面调整自民、公明两党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安倍政权的传播政策管窥

传播政策在安倍晋三的政治经营中,兼有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色彩,地位重要,受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安倍的传播政策阶段性特征明显。在成为自民党总裁前,安倍重在塑造“新生代政治家改革旧自民党”的形象,由此成功掌权。成为总裁及首相后,其传播重点移至更大目标,即在国际上塑造“美丽的国家——日本”。研究安倍的传播政策,需要分析组阁中安倍晋三任命的一个关键人物——传播事务首相辅佐官世耕弘成。世耕作为安倍集团的核心人物,今后将负责打造一种新型传播体制,对内推进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形象,为实现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

第三产业急速发展以及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造成各种利益集团的组织规模及其政治动员能力的降低。同时日本正在进入工作与生活逐渐个性化的后工业化社会,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他们是安倍政府的支持群体。泡沫经济崩溃后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政改革强化了首相以及首相官邸的权力,特别是内阁人事局的设立,进一步使行政机构高级官僚受制于官邸。诸多"安倍经济学"基础上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以及在野党的弱化,也是安倍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特定秘密保护法》与日本国民权利浅析

2013年日本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是自民党政府的"自我赋权",使"秘密保护"成为政府主导的一项系统性权力。法案在议会"强行表决"通过,是保守主义政治家对议会"多数主义"的又一次滥用,而不是国民意见得到反映的结果。该法关于"特定秘密"指定的标准规定模糊,为政府滥用法律解释、扩张权限提供了便利,将极大制约媒体报道自由,冲击国民知情权,严重打击市民社会。《特定秘密保护法》反映了日本保守的"政府"与"市民"在权力上的失衡。     

政治文化与日本内阁“短命”的特性

"伙伴"意识,即日本式集团主义是日本难以产生强有力领导人的根本原因.这种集团主义同时也是"轮流坐庄"思想的根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正是日本武集团主义的表现.所谓"派阀的逻辑",即派阀活动的规则就是"轮流坐庄"思想的实践.小泉企图打破派阀政治,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伙伴"意识根深蒂固的特点,日本内阁"短命"的特性今后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角福战争"的内涵、谱系及其新态势

自民党派阀政治是植根于日本政治文化土壤的独特现象.1972年以来,以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为各自领袖的两派问的路线与权力斗争成为派阀政治的主线.在这场被称为"角福战争"的政治博弈中,田中派占据主导地位达28年.2000年4月以来.福田派上升为自民党内主流派,"角福战争"扩展成为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朝野争斗,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     

市川房枝与日本妇女选举运动——近现代日本政治暗流的形成

市川房枝是近现代日本政治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家和女性政治家。1924年12月,市川参与成立的"获得同盟"被视为战前日本妇女选举运动的摇篮,她作为妇女选举运动旗手始终坚持引领着为女性获得参政权的斗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正处于高峰期的妇女选举运动急转直下,市川在提出反战主张的同时,将市民活动纳入妇女选举运动领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妇女选举运动转向为战时体制服务、支持侵略战争,市川也成为战争帮凶。经过战后民主化改革,日本女性获得了平等的参政权,但政治风气却趋于保守。回顾历史,可以说战前、战时妇女选举运动累积的经验,形成了近现代日本政治的暗流。市川在领导妇女选举运动的过程中,一边推动女性参与政治,一边与自民党主导的利益诱导型金权政治相抗衡。其倡导的"政治即是生活"政治理念与实践,也成为导致战后日本两次政权更迭的重要背景。     

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

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其间,自民党先后两次在下野后又上台执政,并最终确立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此种演变脉络的形成存有内在逻辑:在"变动"的时代环境里,以社会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由于执政失败而走向党势衰落;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运作特点加剧了大党之间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积有力地支撑了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的构建;加之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些均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等领域,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

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中日邦交正常化历程中的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组成及其驱动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日本民间友好力量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日本民间友好力量重点包含经济界、在野党、自民党以及精英舆论界中主张对华友好、支持中日复交的非政府力量。日本各界民间友好力量对应的核心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主要受利益驱动（经济、政治）的民间力量是经济界、在野党;主要受到战争责任意识驱动的以“归还者”群体、归国日侨等为代表;主要受良好对华观驱动的包含自民党亲华派、精英舆论界等;主要受到官方驱动的多是政府背景的特定组织或个人。中国方面对于日本民间友好力量的壮大也起到了一定的能动作用,这是日本民间力量能够对中日复交做出贡献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

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外交目标的战略转移。可以说,文化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二元代表制下日本东京都政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解读

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以知事和地方议会由居民直接选举并相互监督的二元代表制为原则,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地方自治体,东京都政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都知事与都议会的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各政党在首都的力量消长。逾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民意"走向,更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影响国政走向。战后的东京都政经历了保守政党主导下的政官合作、多党化格局下的协商政治、无党派主导下的合作与对抗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保守政党以及其后成立的自民党,凭借在首都的政党组织票和东京都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支持东京都知事的政治运营实现对东京都政的干预;1965年"刷新都政选举"后,东京都议会呈现多党化格局,自民党被迫选择同各政党展开协商政治;冷战后随着无党派力量的崛起,自民党与东京都知事之间基于彼此利益需求进入到合作与对抗的新阶段。     

日本ODA决策体系中主导权变化研究

自日本走上援助国之路以来,ODA决策体系的主导权就基本处于官僚的掌控之中.从桥本政权到小泉政权都以实现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过渡为重要课题,在自民党长期构建起的政官"利权结构"下,援助决策体系的主导权依然在"政治家主导"下的官僚手中.目前,在鸠山新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摆脱官僚支配,实现政治家主导的措施下,日本ODA决策体系的主导权处于"空白期".     

日本政坛怪相:世袭政治家

世袭政治家在日本长期存在而且占有相当的比重,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怪相.世袭政治冢的继承方式包括子承父业、亲属继承、秘书接班等多种路径.这种现象为何能在日本长期存在?从大的方面思考,受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自民党政权长期执政所致,是其主要原因.近年来日本社会对其批评和反对之声空前高涨.减少或限制世袭政治家数量,不仅涉及到政治家的个人利益和政治生路,还直接影响到主要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日本现行选举制度架构下,要推进相关改革措施无疑会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