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固有领土论"话语对抗演变为"安全保障论"威慑,但对俄罗斯,日本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恢复了作为"最终战后处理"的和平条约谈判。研究对日战后处理的历史表明,盟国对日本的定义相当于其所谓"固有本土"的四个主岛以及邻接小岛,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是主权受限于"盟国决定权",在美国的冷战政治操纵下日本才主张"固有领土"而与邻国发生岛屿争端。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一贯坚持的战后处理规范是,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要求与冲绳问题相关联,日俄关系得以回归缔结和约的国际法进程。如果缔约导致"冲绳返还"取得俄罗斯谅解,"钓鱼岛问题"可能被美俄日复合条约机制所定义而迷失于脱离战后处理外交的歧路。     

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分析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其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本文在回顾和厘清中日关系和贸易的演进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双边货物贸易、FDI及其企业经营业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贸共赢。     

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构建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菅直人内阁上台以来,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紧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计谋。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两国关系出现又一次逆流。中日复交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正是在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同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在日方有人否定 "搁置论",给中日关系发展设置障碍,必将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日和解之路的探索

和解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础所在，但中日关系存在和解难题。中日和解经历了启动、巩固和反复的过程，虽然取得了邦交正常化、达成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开展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等进展，但尚未实现真正彻底的和解，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不时突显。当前，中日和解既受到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的困扰，又面临着领土主权问题的爆发和凸显，更有彼此认知负面、国民感情低位徘徊的阻碍；中日实力地位转换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则将两国推向战略竞争的轨道，导致新老问题交织凸显，中日关系呈现出脆弱性、不稳定性。推动中日和解、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需要做到：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维护中日和解的政治法律基础；加强共同历史研究，防止历史问题阻挠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管控矛盾分歧，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深化人文交流，厚植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甲午战争以来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及启示——兼论120年来的中日关系及未来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     

第二届“日本研究论坛”在京举行 张蕴岭、赵全胜发表演讲

正2016年5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日本研究论坛"。创设于2015年的"日本研究论坛",是中国日本研究的高端学术平台。本届论坛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分别以《国际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与大国博弈》为题发表精彩演讲。二战后,日本积极重返国际社会,奉行"国际协调"路线,在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中国加速和平崛起、国际影响日隆的     

中日关系的既往、现实与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处理重大问题,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两国结构性矛盾凸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互惠关系",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今天的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和解仍在调试、变化、发展过程中。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一客观现实。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亚洲乃至世界。     

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40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中日关系与亚洲和平

今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芦沟桥事变”50周年和中日两国恢复邦交15周年。为了纪念中日关系史上这两件大事,兹就中日关系与亚洲和平问题谈几点个人的意见。 一、中日友好是亚洲和平的柱石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看,中日关系都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现在,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超级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是跌宕起伏的50年,经历了蜜月时期、结构变动时期和竞争加剧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双边关系、区域发展及全球局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证明,中日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当前中日关系存在各种问题。中日战略竞争加剧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也受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美国战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既有趋冷降温的动向,也有向暖升温的势头,基本特点是冷暖交织。“竞合共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日两国应该避免恶性竞争,进行和平竞争和文明竞争,在政治领域增进互信,在经贸领域深化合作,在安保领域管控危机,在民间领域促进交流,共同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升温回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影响

当前的中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2010年9月钓鱼岛事件再度引发中日领土主权争议,并造成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恶化。同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抬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需要双方拿出诚意与智慧。     

“灰色地带”之争:美日对华博弈的新态势

近年来,美日两国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日益突显,但又控制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灰色地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制衡中国,日本则首先致力于改革国内体制和提升自身能力;美国更重视秩序之争,日本则聚焦于主权之争,这导致两国在利益和政策上出现分歧。"灰色地带"之争已成为中美日博弈的一种新形式,今后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就此提出自己的概念,并围绕案例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近年来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甚至试图在军事上重返南海。究其动因,既有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日本采取多种路径介入南海问题,包括以海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搭建介入南海问题的平台;利用各种多边论坛,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加强与菲、越等南海声索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对之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与美、印、澳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联动,提出所谓"亚洲民主安全之钻";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军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础。在亚太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以及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日本今后会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雅尔塔条约体系在处理钓鱼岛争端上的国际法地位

在钓鱼岛争端的论战中,日本官方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代表的雅尔塔体系法律文件在确定战后东亚领土中的地位,反而将《旧金山和平条约》作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条约法依据。本文结合历史学对"雅尔塔体系"的研究,侧重从国际法尤其是条约法角度,重点考察和论证"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雅尔塔条约体系的"强行法"特质,并分析这些条约与钓鱼岛问题的紧密关联,以批驳日本的官方主张。     

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献计献策--第五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综述

20 0 3年 12月 2 0— 2 1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共同主办 ,日本筇川基金会协办的“第五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 2 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构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平宾馆隆重举行。虽然临近冬至的北京已是寒气袭人 ,但北京和平宾馆一楼会议厅里 ,中日两国年轻学者的发言和讨论却认真而热烈 ,天气与人气形成鲜明对照 ,反映出年轻学者对 2 1世纪中日关系如何发展的浓厚兴趣、责任感以及在专业研究领域的坚实功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副所长孙新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秘书长曹全新以及日本…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

论文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对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对钓鱼岛争端激化和升级的背景进行了剖析。论文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它没有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可见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和避免升级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危机出现时,应该冷静处理而不是高调挑衅。为了避免争端的激化和升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在坚持“搁置争议”原则的基础上,达成5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