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

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日本所称"尖阁列岛"和中国所称"钓鱼岛"的领土争议上。中日之间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中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要避免中日关系冲突,应该启动改善中日关系的艰难进程,深切希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日本应避免采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中国则不以武力施压。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和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应当不断进行。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试析日本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及其涉华因素

在中日关系依旧僵持的背景下,建立两国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当前中日之间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机制,而在于对安全观的认知差异。无论从力量还是意图方面,日本都在提高对中国的威慑。在传统海权论的影响下,安倍内阁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服从争夺海权的目标。中日若能基于可持续安全原则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或将带领两国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     

地方合作与交流支撑中日合作进入新阶段——以哈尔滨市与新泻市合作交流为视角

中日有2000多年友好交流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大文明彼此借鉴,互相促进,对各自文化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日本汲取中华文明形成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借鉴日本兼收并蓄的欧美近代文明成果,中日文化中留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抹杀不掉的历史烙印。在合作与交流的主旋律中,两国也存在由于日本野蛮侵略中国而关系恶化的黑暗时期,日本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创伤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造成巨大伤痛,国家险些走向毁灭。在中日各个时期的交往中,剔除影响两国近代历史的个别事件,地方合作与交流一直是中日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离开地方合作与交流,中日关系无从谈起,离开地方经贸合作的支撑,中日经贸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地方合作与交流构成中日关系在一波三折中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本文以哈尔滨市与新泻县之间的合作交流为视角,试析地方合作与交流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试论政治道歉对中日关系的良性建构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以来,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霍布斯文化在中日关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形势下,中日要摆脱目前日益明显的霍布斯文化安全困境的敌对关系,回归洛克文化的正常竞争关系甚至向康德文化安全共同体的朋友关系转变,就有赖于日本对历史上侵略中国的错误行径郑重向中国做出政治道歉,转变自身施害者的身份和利益,增强中国对其温和意图的认知,降低威胁认知,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从而实现两国和平友好的良性关系的建构。     

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德仁天皇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看,日本皇室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梳理日本天皇制的历史变迁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重点回顾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的历程,论述德仁天皇及日本皇室成员同中国的接触、交往及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对隋唐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进行初步分析和概述,有助于把握日本皇室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给日本令和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启迪。     

中国大学生对日认知的问卷调查——数据与分析

通过对以北京十所高校为主的大学生采用纸质问卷调查并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对外认知和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具有相对客观、理性的特征,特别是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作为公众舆论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人对日认知和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冷战前期中国的对日政策研究——兼论两国复交后存在的两个隐患

冷战前期中国对日政策可概括为:以化敌为友为目标,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路径,以打、拉、压为手段。1949—1972年,中国在对日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该政策,并不断丰富其内容。1972年中日化敌为友只是初步的,两国要真正友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复交后的中日关系仍存在两大隐患:一是《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涉及中国;二是日本若重搞干涉主义,中日友好就无从谈起。     

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变迁

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控制这种安全关系的枢纽是"历史镜像"与"现实映像"交织形成的所谓"安全困境".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神经.由于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变迁导致其国民的恐惧危机意识加剧,使日本的自我中心定位意识加强,这为"虚幻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可持续地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就要揭开安全困境的面纱,关键是要弱化日本国内的恐惧危机意识,实现其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转向.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思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是跌宕起伏的50年,经历了蜜月时期、结构变动时期和竞争加剧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对双边关系、区域发展及全球局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证明,中日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重要保障。当前中日关系存在各种问题。中日战略竞争加剧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也受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还受美国战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既有趋冷降温的动向,也有向暖升温的势头,基本特点是冷暖交织。“竞合共生”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日两国应该避免恶性竞争,进行和平竞争和文明竞争,在政治领域增进互信,在经贸领域深化合作,在安保领域管控危机,在民间领域促进交流,共同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升温回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

<正>为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以史为鉴,考量现实,面向未来,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大连大学2014年8月9日在大连联合召开"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程清,大连大学党委书记王志强,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武寅,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张健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     

日本“灰色地带事态”与中日安全困境

2016年3月起,日本正式实施新安保法。日本新安保法提出的三个关键"事态"之一,即"灰色地带事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指向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相关的争端问题。中日关系正处于"灰色地带事态"中的"冷淡和平"阶段。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的复合影响,使得当前的中日关系有渐行渐远的迹象,不容乐观。中日两国应积极努力构建信任机制,摆脱"灰色地带事态"的阴影,妥善解决脆弱稳定状态下的争端问题,克服中日安全困境,致力于发展稳定的和平关系。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