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探析

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已经持续数十年之久,对日公共外交是指中国政府以日本公众为目标的各种公关活动。以中国实现国家全面发展为背景,深化对日公共外交,对于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日公共外交的合理有效实施有助于当前改善两国关系、将来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并最终破解安全困境。推进对日公共外交,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制约对日公共外交的症结,同时,进一步就深入推进中国对日公共外交进行探索。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

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中国全方位外交下的对日战略探析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是新时期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的多重身份定位决定了它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项重大课题。冷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在纠葛中寻求协调,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以及日本对华战略疑虑强化,使得两国纠葛情形更多出现于人们视野,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为更理性把控中日关系,助力全方位外交,中国需找准双方在历史与现实冲突、文化与意识反差、"一山二虎"对峙、大战略同类别与异目标等方面的纠葛结点所在,从"核心利益底线思维"、外交路径拓展、地区多边机制深化、坚持不懈自强等路径来探寻具有针对性的对日战略。     

奥巴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

奥巴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是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构建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展开的。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对印尼的公共外交虽有一些新内容和新举措,但其基本形式和本质是相同的。信息传播手段与互动方式、公共外交活动的具体内容、印尼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美国—印尼国家间关系,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等都会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印尼公共外交的效果。通过探讨奥巴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活动,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印尼双边关系及当前美国对东南亚乃至亚太战略的认识。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日美同盟关系逐渐加强,日本积极调整国家定位以及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也变得更具多重性与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16日在京举办了"美国调整亚太战略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

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形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中日关系改善扩大了两国战略转圜空间,缓解了三角严重失衡态势,也为中国外交强化多边视野提供了新契机,为深入认知"大国"与"周边"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变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赢得多边战略博弈创造了新机遇。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的提出、动因及挑战

2018年9月,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在此后的施政演说中表明决心开展和调整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这是其从"远交近攻"到"重视近邻"的外交转向。当前,中日关系已重回轨道,日韩也早已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因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内容是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和日朝关系。安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新趋向展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意在摆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困境,摆脱战后体制,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但安倍要想达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目标绝非易事,不仅面临国内外压力,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解决,缺乏具体可实施的具体路径,要想真正彻底清算战后外交,关键在于其能否从世界大格局的高度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

历史认识问题与价值理念的差异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在精神层面的脆弱性的表征,它们交互作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但又往往有主次之分。冷战后特别是近年,价值理念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外交的重要元素,乃至上升为"新基轴"、"新支柱"等战略高度。但福田康夫首相对此进行了反拨。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的中日两国的精神主脉,在福田任内,也有了更加积极意义上的历史性相会。福田致力于重构中日间的精神、价值大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外交遗产。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之建设要素初探

公共外交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受到各国更多关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亦正稳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以"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为平台,打造面向亚洲的国际性公共外交舞台。基地建设的当前要务乃对其运作短板与建设要素予以厘清,从战略设计、政府角色、传播渠道、多元内容、本地对接、人才培养、侨务资源等若干方面来整体考虑海南公共外交基地的可行性构建路径,使基地在"十三五"时期尽快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促使海南今后相关工作得以健康运行且保持长期稳定,最终能够顺利完成"国家的外交会客厅"、"海洋权益的助攻手与舆论影响者"和"辐射全球的外交舞台"等多重任务。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就其外交方向展开了历经十多年的政策辩论,从而达成了"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共识。这已经是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外交政策辩论。日本的每一次政策辩论,都带来了具有根本方向性的外交转型,同时也对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大格局来看,更能说明"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铁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与互动,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利用并发挥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因素,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对日外交,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不对等状态。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