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资产税改革与泡沫经济形成

战后日本确立了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体系,资产税在日本税制体系中并未受到应有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资产税改革的滞后和失误也成为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之一。以抑制土地投机和地价上升为目的的数次土地税制改革反而强化了土地资产的优越性,推动了地价上升,而证券税制改革为证券价格的上升提供了通道。本文主要分析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资产税制改革的过程及其与泡沫经济形成之间的关系。     

战后日本税收制度特点剖析

战后日本税收制度特点剖析上海财经大学龚仰树一、日本税制概貌现行日本税收制度的框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形成的，虽然几十年来，随着其国内经济情况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也曾进行过多次的税制改革，但从税收体系整体看，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日本与...     

日本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货币政策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贴现率和隔夜拆借利率不断降低,1999年3月至2000年8月间甚至实施了零利率政策,依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预示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无能无力;同时,90年代的系列紧急经济对策已经使日本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政策空间。因此,在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间,日本中央银行放弃传统的价格宽松型货币政策,改为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即操作目标从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化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通过不断提高央行购买国债的额度增加商行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扩大流动性,以期达到降低利率、增加商业银行贷款和投资、稳定金融体系和扩大经济增长预期及政策持续效果,并最终消除通货紧缩。从实施情况看,部分效果是显著的,而部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客观全面分析和评价日本这一特殊的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土地“尾效”、泡沫与日本经济增长

根据Romer（2001）假说,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最终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存在由于经济增长中资源环境要素消耗导致的“尾效”。文章以此为分析基础,计算日本经济增长中土地的“尾效”,大约为每年0．3561％。加上日本经济增长中土地泡沫的存在,使土地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减轻土地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除了要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率稳定、土地价格外,完善土地制度也必不可少。     

高地价、高房价生成机理及后果

由于房价和地价迅速上涨,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积聚了大量泡沫,至今仍没有释放,这已成不争的事实.推动地价、房价持续升高的内在动力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利益,其制度基础是地方政府用以批租商业用地的土地制度.治理房地产泡沫也须从此处入手,动摇泡沫产生的制度基础,从源头上割断地方政府推动地价、房价上涨的利益链条.     

房价与地价关系再讨论——因果关系与替代关系

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争议不断,高房价和土地财政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梳理了房价与地价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分歧,结合土地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约束的现实,得出在中国房价是因、地价是果的结论.地价不是高房价的原因,对高房价的解释还要从需求角度着手.房产和土地都可以作为财富储藏的手段,房价与地价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土地和住宅产权保护程度的比较,本文发现人们会利用空置房产来间接占有和保护有升值潜力的土地,没有租金支持的房价是土地价值的间接代表.     

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演进与启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和农民集体成员权退出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发现现行征地补偿水平高于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农民已经享有了退出集体的权利。征地制度边际创新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阻力,但边际创新一旦抛开地价增值规律,很容易激发地方政府及农民产生土地财政幻觉和地价增值幻觉。长远地看,解决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并非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等技术环节,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土地所有权界定、集体土地用途过度管制等底层制度安排。     

日本樱花象征意义的考察

在日本,樱花除了植物属性的"能指",还具有抽象的、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庞大、变化的具有多重复杂内涵的体系.它走过了一条从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赏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被推至"国花"高位的历程.作为文化符号的樱花,其象征意义不断变迁.近代以后,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演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改变.本文揭示樱花被塑造成国花的历史基础以及战争中关于樱花的种种"言说",从而解析近代以来日本樱花所隐喻的主要元素.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能否协调——日本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启示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伴随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转型,日本政府也在不断摸索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两者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产业政策主导时期"、"竞争政策强化时期"和"协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日本政府通过部门职能分工、制定共同执法指南、明确实施细则、共同实施政策评价制度以及竞争影响评价制度等来构建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根据日本经验,中国政府应考虑完善竞争政策法解释论、提升执法独立性、重视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健全竞争政策制度设计;深入具体行业实施产业政策"个性化"转型方案,重视经济民主的判定准则,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尊重消费者权益和中小企业"经营自由权",营造尊重竞争的软环境。     

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经济

1955年至1973年的20年,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从国内情况看,或从它同世界经济的关系看,日本经济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日本经济经过战后恢复,登上世界舞台,获得史无前例的飞跃发展的时期,是为日本今天成为经济大国奠基的年代。本文旨在阐明这一高度增长期相当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并分析该时期对现阶段的日本经济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从     

历史在沉思——日本文化发展的轨迹

在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11世纪至15世纪是文化整形和再造并形成日本民族文化的历史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一历史时期充满了战乱,贵族内部争权夺势,土地所有者不断侵蚀扩张,劳动群众的反抗此起彼伏,原有古代贵族的“国家”躯壳遭到破坏,古代贵族建造的唐风文化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充满魅力。但是从实质上说,这个历史时期正是阶级关系激烈变动,整个民族对于文化创造实行广泛参与以及文化能量积蓄和释放的时代。经过这个历史时期,日本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通过继承和转形取代了唐风文化。数百年的文化再造运动培育了新型的日本中世文化,形成了后世日本民族文化基本框架的基础。     

黑田东彦“双化宽松”政策的特点与实际效果考量

黑田东彦就任日本央行行长后,强势推行“量和质两方面大胆宽松”政策。黑田的“双化宽松”对金融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日元汇率全面贬值,日本股市持续上行,日本国债波动剧烈。“黑田冲击波”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做空日元成为市场一段时期内的主流选择。其次,资金持续涌入股市等高收益市场。第三,投资者规避风险情绪上升令一向稳定的日本债市出现剧烈动荡。黑田的“双化宽松”政策对日本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首先,有助于提振日本经济增长与缓解通缩状况。其次,提升日本企业投资信心和居民消费需求。第三,推动日本出口企稳。从结束日本长期通缩的目的看,导致日本长期通缩和经济疲软的成因相当复杂,绝非简单的加大货币供应量就可以解决。从提振日本经济复苏的目的看,仅靠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困境。从黑田币政策实施的国内国际环境看,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黑田的“双化宽松”政策未来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会持续加大,对结束长期通缩、刺激经济复苏效果有限。     

孙文的平均地权论

关于孙文的民生主义思想,从波多野善大、永井算已到狭间直树,日本已作过大量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都是把构成民生主义思想核心的"平均地权"的内容,看作是固定地价,实施土地单税法,以及地价涨价部分归国家所有.也有人认为,"平均地权"与土地国有是两回事.还有人认为,平均地权不是以农村为对象,而是以城市或近郊为对象.在研究平均地权论的中心内容地价涨价部分归国家时,则认为孙文的思想渊源于J.穆勒,而不是象孙文自称的来自H.乔治.如果按以上的见解去解释平均地权论,就会认为中国即使实现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还会保存封建制度,这就低估了平均地权论的反封建意义.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从日本经济表现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 2009年,日本的总人口达到峰值,强化了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由于形势误判和政策滥用,日本既未能实际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造成潜在增长率一降再降,也未能有效改善可持续的需求因素,使实际增长率经常性低于增长潜力。这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表现出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率等典型特征。其他发达国家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状况时也常常被称为"日本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困扰,如何避免人口转变冲击经济增长,日本经验可以成为有益的镜鉴。     

日本流动性陷阱的汇率解释

90年代初期以来 ,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可以说是掉进了“流动性陷阱”。本文拟从汇率角度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流动性陷阱及经济不景气现象提供一个解释。一、90年代日本的国内经济1 991— 1 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 ,股市和地价暴跌 ,日本经济从此长期不景气。地产市场和股市大幅缩水使日本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 ,金融体系受到极大损害 ,一些金融机构被迫倒闭或兼并 ;居民财富缩水导致消费支出下降 ;有效需求不足使企业削减投资支出 ,经济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后的最低点 ,到目前还没有走出萧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 ,除了 1 99…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战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依据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联系,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共出现过三次劳动力短缺,分别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泡沫经济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两个层面,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劳动力短缺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劳动力短缺越来越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也加剧了日本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和脆弱性。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通过分析日本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