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制宪权解读

日本和平宪法是在占领军主导下制定的,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时常遭到质疑。这是目前日本宪法出现和平主义危机的直接诱因。"强加宪法论"、"新老两代人交替论"等修宪主张立足于人民制宪权立场,但人民制宪权蕴含着极权主义陷阱、不能为宪法秩序的建构提供稳固基础。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法限制战后制宪权是基于二战时期日本犯下的国际罪行。宪法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价值规范,国际法为制宪权划定底线与主权独立并不矛盾。从制宪过程来看,国际力量的中立地位和制度经验积累,使其具有了为战后日本立宪的独特优势,其权威地位得到了日本人民认可,确保了宪法持久的正当统治。国际法与宪法规范在价值上具有同构性、国际力量的制宪权威确保了日本战后制宪目标得以实现,这为辨别日本战后制宪权的正当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日本修宪动向的由来与发展——以宪法第9条为中心

在今年1月20日召开的第147届日本国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众参两院分别设置“宪法调查会”并开始工作。以此为标志,战后几十年来一直争论的修宪问题正式纳入了日本立法机构的日程。日本有舆论称:关于修宪问题的讨论,将会使日本政治斗争尖锐化,并可能导致政界重组。1日本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具体要修改什么?修宪的前景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宪法第9条与日本国内的修宪斗争1945年8月,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彻底失败,随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彻底铲除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竞争对…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战后日本福利体制构建的政治逻辑

日本作为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尚未达到推广普及性福利政策的条件下,岸信介内阁推动建成了基本的福利体制框架,实现了全民皆保险与皆年金制度。从福利体制构建的政治逻辑来看,岸信介内阁利用福利政策均衡国民经济收入,实现"安民"的同时进而"统民"来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在战后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其以福祉体制的构建来顺应民意达成政权稳定的目的。最终巧妙地将"福利"与"防卫"进行捆绑,力图突破外在美国制约与内在反对声,对防卫力的发展进行"松绑"。可以说岸信介内阁有意识、有目的地顺应与引导福利发展最终朝着不仅是体制地建成,更是一种国家主义之下统合国民,实现政权稳定、计划经济的总动员以及国防重建的多重目的。     

战后日本内阁首相简介之八

岸信介是日本战后第八位内阁首相。1957年2月25日组阁,1960年6月23日下台,执政3年4个月。是战后执政时间较长的首相之一。岸信介1896年生于山口市。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农商省商务     

“加宪”与护宪：日本修宪现状论析

“加宪”是安倍内阁以来修宪派的多次修宪实践屡遭挫折又不断更新的最新修宪构想。推动“加宪”既是日本试图突破专守防卫政策的内在要求,又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合作范围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岸田内阁谋求维持长期内阁的因应考量。揭示“加宪”背后的动因逻辑,既客观铺陈了日本图谋延展防卫张力与更新防卫理念,又有助于明确岸田内阁对于“加宪”的工具理性。在参众两院修宪势力已过2/3的背景下,修宪派短期内不会冒险推动“加宪”,但日本防卫力量的建设及防卫理念的更新正日益为“加宪”的实践做好前期保障。     

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

20 0 3年1 1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说:“自卫队或者是国家军队,或者是阻止侵略的基本集团。自卫队是军队,这是常识。”“为了避免出现自卫队违反宪法的议论,就要修改表达方式,要修改宪法第九条。”1 小泉上台执政后,已经多次表示要修改宪法,“修宪”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最重要政治课题之一,其走向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关系到是否还要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路线的本质问题。本文试对近年来日本的修宪动向、特点及其前景作如下分析和判断。一、日本社会各界的宪法意识及其立场　　冷…     

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

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和正常国家之目的,日本外交战略与内政上的修宪战略双管齐下,相互呼应。随着新的日美共同声明的发表,日本修宪战略的总体框架浮出水面:一是制定《国民投票法》确立修宪程序,二是设置宪法审查会推动修宪的实施。日美近两次共同声明与日本修宪进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逻辑联系。随着日美同盟的深化,修宪战略的逐步展开,日本宪法的修改恐怕不可避免。     

美国外交档案中琉球群岛与中日岛屿领土分界北纬30°线问题研究

中美英反法西斯盟国在《开罗宣言》中对处置日本海外领地进行了原则规定,盟国的立场和态度充分体现在"三个所有"的规定上。处置日本海外领土中,琉球群岛的地位和定性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战后处置日本本土问题。西方国家对琉球群岛的立场是清晰的,即琉球群岛不是日本固有领土。《波茨坦公告》是《开罗宣言》处置日本的原则规定的逻辑发展,其对战后日本领土主权作出明确规定,即战后日本领土主权仅限于其本土四岛及盟国决定的临近小岛礁。将日本所有武装力量及附属民事机构从北纬30°线以南地区驱逐出去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文件的实施要求,也是日本战败的必然,由此北纬30°线成为战后中日海上岛屿领土的分界线。     

日本参议院选举与修宪走势分析

继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明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2/3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后,在第24届参议院定期选举中,以自民、公明两党为核心,包括"大阪维新会""重视日本之心"在内的"修宪势力"赢得参议院2/3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参议院选举后,修改宪法这一课题被提上日本国家的政治日程,安倍任内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时期到2019年7月。第九条被修改的可能性低。最终形成的"修宪方案"或是以追加"紧急事态"等新条款为主的"微修改案",其实质是"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即以绕开"核心议题"(宪法第九条)从"界外地带"突破——给宪法"追加"容易得到舆论和国民理解的新条款的方式,达到"修改了宪法"的目的。安倍任内完成这种"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程度的修宪是可能的。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宪法视野下的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

安倍内阁在解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先后采取了两种法律方式:直接修宪和解释修宪。从宪法学和宪法实务的角度看,两种方式都存在诸多问题。直接修宪方式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将直接破坏《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理,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国宪法》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的法源位阶关系。解释修宪方式超越了内阁的宪法解释权限,并且内阁的宪法解释及其修正案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通过内阁会议形式修改宪法解释也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法律层面上存在诸多问题,但综合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等各方面因素看,解释修宪方式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

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非必然以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曾切实遏制了政府的修宪进程。面对第二届安倍内阁制造的又一次宪法危机,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护宪运动,实际改变了政治议程与社会舆论,体现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其代表性思想是立宪主义。现有知识分子护宪团体能否坚持在国民主权、立宪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与政府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的行为进行斗争,将直接影响未来宪法问题的走向。     

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丹尼尔·克里曼“拥抱新的现实政治论”评述

自9·11事件后,日本新的防卫政策由过去的"规范取向"转为现在的"利益取向"。日本的精英与民众都倾向于用现实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安全,弱化制度性规范对日本防御态势的限制。可以说,日本的战略演变取决于以下四点变量:外部威胁、美国政策、国家领导、代际转换。而安全战略演变的衡量标准决定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关键所在。通过9·11事件、战略导弹防御合作以及伊拉克战后重建这三个案例能够说明,日本防卫政策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日益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性规范可能会妨碍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一旦完全陷入规范性的安全框架之中,一个国家的防卫政策将与战略现实背道而驰。     

修宪预示日本未来政治走向--解析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修宪报告书

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近日分别通过了对宪法历经五年调查后做出的报告书,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第一次明确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日本现行宪法因第九条而被称为"和平宪法",修改宪法的焦点集中在第九条,众议院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书>在"承认自卫队和自卫权的存在"、"允许海外行使武力"、"行使集体自卫权"上达成多数意见,反映了日本安保政策上的根本转变.作为"三党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出台的两院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是日本各党派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表明了两大保守政党主导日本政局的现状.两院报告书的出台加快了修宪的进程,预示了修宪的主要方向,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演变和影响

日本政府迄今曾多次对宪法第九条作出了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作出这一解释的历史过程,反映着战后各时期日本的内政与外交局势。近年来,日本执政势力大大加速了要求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挥对外军事作用的步伐,从而引发了所谓的"集体自卫权问题"。这种动向,反映出日本安全战略正经历着重大变动,也给东亚格局的稳定带来了深刻影响,引起了周边各国的高度关注。     

战后日本塑造价值观的历史资源——以吉野作造思想及实践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战后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重建、复兴和再度崛起。"战后改革"在政治上的核心成果是制定了以自由民主、和平、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和平宪法,并以此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石。本文采用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以"大正民主主义"为切入点,通过聚焦这一时代的代言人吉野作造的思想与实践,透视"大正民主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揭示"战后改革"中的本土历史经验与外来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战后改革"成果的影响与制约。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战后日本内阁首相简介之十

佐藤荣作是战后日本第10位内阁首相,1964年11月9日组阁,1972年7月6日辞职,执政7年零8个月,是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 佐藤荣作1901年3月生于山口县,为岸信介的胞弟。1924年从东京帝大法学部毕业后,进入铁道省,曾任课长、局长等职。战后,佐藤历任运输省铁道总局长官、运输次官,1948年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