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

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从"中美日因素"观点分析,日本鹰派政治家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试图修改宪法,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在动因。为了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转变的需求,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使日本成为一个可以行使武力并在军事领域协助美国发挥影响力的大国,这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外在推力。中国的崛起导致以中美日博弈为核心的亚太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改变,日美两国共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结构原因。"中美日因素"反映了三国互动的现实,也反映了日本自主防卫的愿望。     

“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从“双层博弈”理论看冲绳基地问题

安倍政府在冲绳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博弈目的在于,借国内外"双层博弈",阐述"积极和平主义"特定逻辑。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内涵具有不明确性。安倍政府亟须借助围绕基地问题的"双层博弈"等途径,建构全面指导日本内政外交的"积极和平主义",以期既能使基地博弈成为实现大国发展战略的一环,又能使"实现特定意义下的军事政治大国化"的政策逻辑得到具体"实践",影响并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惯性思维,进而使人们无意识地忽略"确保日本安全"与"军事政治大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安倍政府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占领初期日本“文化国家”构想中的国权与民权论争

二战后,日本在占领初期自主提出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日本最早的国家重建理想形态。围绕"文化国家"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实践,在日本政界及思想界形成了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背后反映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国家重建道路,即以延续近代"国体"为目标的国权立国论与以民众思想启蒙为理想的民权立国论。占领初期日本民主化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帝国民主主义"现象,正是国权与民权在战后重建中矛盾并存的体现。而与民主化改革背道而驰的国权理念最终主导战后日本重建的现象表明,战后日本国家重建并非由占领当局主导,而是从"文化国家"这一原点出发的日本自我能动性选择及适应的结果。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民众民主化思想启蒙缺失导致国家前途命运由极少数政治、文化精英操控传统的延续。     

武析安倍政权的虱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论安倍的“美丽国家”政策思想

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07年7月29日举行的第21次参议院选举中遭受了空前的惨败。本文认为,若透过事物的表面做深入思考,安倍的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应是其根本原因所在。作为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在本质上并不亲近国民,明显具有推动日本“大国化”的“新国家主义”性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安倍政权的政策重点才“偏离了国民的视线”,不仅直接令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失掉了选举,而且长远来看,其影响还可能再度显现。     

明治国家主义析论

在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诸因素中 ,应当说在与西方对抗意识中滋生的国家主义情绪 ,值得我们重视。在以急速推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明治时代 ,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及运动因主观意识上采取与欧美列强对抗态势 ,而不断地获得了持久发展的激情。这里所说的“对抗”,并非对峙乃至最后诉诸战争之意 ,而是一种由模仿——竞赛——争胜逐级攀升的全国性心理。毫无疑问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 ,亚洲近邻诸国不仅备受蔑视 ,而且直接成了日本同西方诸国对抗中的争夺物。这种国家主义的情绪 ,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同世界各国绝对不得兼容的极端境地 ,…     

战后日本的公共外交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限制,公共外交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为达成其外交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其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约,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日本梦”解构

"日本梦"作为一种不断追赶、超越欧美的期盼和构想,实质上是日本的"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日本梦"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脱亚入欧"、称霸亚太、"一亿总中流"及摆脱"战后体制"等形态,在当代幻化为追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历程。"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在中曾根康弘呼唤"政治大国"梦想的感召下,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阐明,"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选择何种道路日本需理性反思历史。     

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宣称,将在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年实行新宪法。安倍为长期执政,最终实现修宪政治目标,决定于2017年10月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并获胜。围绕修宪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将继续较量,总体形势对安倍更为有利。安倍意在通过修宪或制定新宪法,最终在历史问题、天皇地位、自卫队运用、靖国神社、国旗国歌、国内统治等问题上,彻底瓦解体现日本战后和平进步势力所有主张的国内法基础,为根本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确立国家根本大法。尽管日本修宪未必会马上导致军国主义复活,但修宪后的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及其对亚洲安全带来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论日本当代的右翼思潮

日本当代右翼思潮是其近代外扩思潮的继续和变型.无论是近代的外扩思潮还是当代的右翼思潮,其基本内容都是围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至二战结束时的70余年间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言的.二战后,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复活,新右翼势力不断滋生,从而形成了一股否定和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思潮,可称之为当代的右翼思潮.如果说,近代外扩思潮的核心是"侵略有理论",那么,当代右翼思潮的核心则是"侵略有功论".     

论安倍大战略调整的目标与手段

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大力调整日本大战略。他秉持政治右倾化的理念,将"夺回""强有力的日本"作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安倍全面改造提升大战略手段:经济上通过内部增长战略和外部经济外交重振日本经济;政治上以转变安保体系增强军事行动力、以战略性的外交活动提升外部影响力;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右倾化思潮取代和平主义的主导地位、为大战略调整提供精神动力。经过此轮战略调整,日本政治右倾化更加明显,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     

翻案、修宪、扩军: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动向评析

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内政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彻底摆脱战后体制;不断挑起事端,借此强化军事力量。安倍内阁执意大力推进上述政策,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从大的方面思考,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日本国家利益考量的背景,还包括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以及安倍个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     

战后日本塑造价值观的历史资源——以吉野作造思想及实践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战后改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重建、复兴和再度崛起。"战后改革"在政治上的核心成果是制定了以自由民主、和平、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和平宪法,并以此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石。本文采用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以"大正民主主义"为切入点,通过聚焦这一时代的代言人吉野作造的思想与实践,透视"大正民主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揭示"战后改革"中的本土历史经验与外来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战后改革"成果的影响与制约。     

安倍执政以来的“国家利益”论与媒体报道——基于《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的个案分析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一国的兴衰与实现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二战时期,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误判,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利益"一词几乎成为禁语,但随着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情势的变化,"国家利益"论再度兴起并日益突出。特别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以强化"国家利益"为由不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监督,打击进步势力,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扫清"障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2014年日本《朝日新闻》就错误报道慰安妇问题的道歉事件。而安倍之所以能够逆历史潮流大肆否认"慰安妇"问题,实现对《朝日新闻》的打压,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右倾化以及舆论保守化的影响。在日本政府和媒体报道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下,日本若片面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必定会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对东亚地区安全造成影响,甚至重蹈二战的覆辙。     

“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色理论的探讨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角色经历了由"民生大国"向"正常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东亚政治格局的两个重要双边互动结构——美日和中日,限定了日本所应扮演国家角色的内容,同时也制约了日本的对外行为。面对双重互动结构所形成的中美两国的对日不同角色期望,日本政府分别以角色交替和角色转换的手法来化解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内在冲突,缓解了东亚地区局势的内在紧张。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府明显背离了中国对它的角色期望,开始以一个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改变打破了东亚国家间原有的共同期望,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安倍外交依旧处于"角色试扮演"的阶段,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并未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完成角色的重新分配。日本最终只能回到安倍执政之前所确定的国家角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