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整体性阐释的基础、边界及要件

中国古代的文学阐释是一种整体性阐释。整体性阐释的创构基础在于语感想象的存在。中国语言及文学的独特性,使语音、语法、字形等形式感知在想象的参与下与“意蕴”同时发生,并形成“语言符号—语感想象—文学意象及意义”的有机思维链条;整体性阐释的边界虽具有历时性,但整体上按照礼边界、德边界、理边界的逻辑演进。这种演进确定了从道德伦理到政治意识形态,再到集体无意识的隐性阐释路径;整体性阐释的构成要件包括感性直观、诗性话语和生命体验。它们使中国文学阐释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是避免强制阐释的有效工具,也是衡量阐释是否合理的基本指标。尽管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存在诸多差异,但只要文化传统没有断绝,整体性阐释便具有当代价值。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创建自主性的中国当代文论,需避开“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强制阐释”迫使“理论”疏离“文学”,以及它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弊病,为推行“公共阐释”开辟了逆向道路。“阐释”活动中的内层、中层与外层之间,及其各层图式能达到的中介性要求,保证了该活动的“公共”品格。“公共阐释”理论资源的汲取应立足于“中国经验”走中西融合之路。西方阐释学建立的初衷,是不随意篡改文本原意,是以赫尔墨斯的行动为典范;诸机能与各话语的一致性,是促成“公共阐释”的重要前提。宋儒朱熹要求“以书观书”、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等,以及今人王元化、余英时、刘再复等的相关言述,同样能筑牢“公共阐释”的理论地基。     

皮尔斯符号阐释观管窥

皮尔斯在对符号进行三元定义时引入了“解释项”概念并对其进行“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区分,同时提出符号无限意指行为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集中反映了其阐释观,凸显了阐释者的主体地位性和阐释活动的无限永恒性。     

从互文到互文性——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之演进

互文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参互见义的修辞手法,互文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的重要术语。二者虽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但它们对于文本的阐释策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从“互文”到“互文性”的演进,反映了人们的阐释视野日渐开阔,并进一步认识到文本意义的本源不仅仅在于自身,还取决于他者对自身的映射。这种阐释观念的演进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在文本意义产生问题上对于自我中心的突破。       

安贝托·艾柯的阐释观：无限与有界

安贝托·艾柯的阐释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的无限与有界.阐释的无限开放性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这一知名学术著作中.艾柯将欣赏者和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提倡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过程应积极参与.然而,随着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批评方法的激发,在阐释实践中读者阅读文本的权利不断扩张,呈现出了"无限衍义"的情形.针对此现象,艾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阐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力图为阐释寻找一种合法的界限,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从“他者阐释”走向“主体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文艺理论的嬗变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的创新,主体创新又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文艺理论的建构依赖于研究主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始于学步,终于创新”是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理论发展的逻辑脉络。此间,文艺理论逐渐摆脱了诸多“他者”的“强制阐释”的束缚,通过不断反思和校正前进航标,步入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应有轨道。     

历史背景与诗歌阐释——以年谱、编年诗及本事为例

年谱、编年诗及本事等历史背案能有效帮助阐释者进行诗歌阐释。年谱提供诗人生平事迹、人生履历,诗歌创作背景和创作缘由与意旨,诗人诗风变化及其与年岁增长的关系;编年诗提供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低落的原因,诗歌艺术风格发展、演变以至老成的流变轨迹;本事提供诗歌创作的主客体缘由动因。但历史背蓄叉有可靠性、局限性与多样性等问题,阐释者必须审慎选择,钩稽同异：此外,诗歌阐释还应充分考虑诗人对历史背景的过滤变形与阐释者的生命体验等因素。     

知识者的批判与阐释——19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母题的精神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散文文化批评母题总体上沿着批判现实和阐释知识两个向度展开。在写作主体的整体精神立场上,它突显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两种精神身份——批判者与阐释者;而在文体特征上则呈现出特有的介于“散文”和“论文”之间的文体形式。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伦理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它不仅指认了意义的确定性状态，还将触及伦理学这一同人类生存紧密相关的领域。首先，对阐释边界的捍卫，意味着对创作者及其表意逻辑的尊重，同时有助于阐释者保持平等对话的尊严。其次，阐释边界涉及自由与限度的纠葛，它使人们直面自由泛滥所造成的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规范和秩序的重建。再次，阐释边界还将唤醒阐释者的责任感，使之不再流连于感官化的愉悦，不断为人类寻找相对稳定的精神根基。伦理之维使阐释边界呈现出更复杂面向，同时也为研究者开辟了反思与追问的更丰富空间。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论运河遗产文化价值的叙事性阐释——以北京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为例

运河遗产作为一种“纪念之地”和特殊的遗产形态,其文化价值被公众广泛认知并持续传承下去,需要有效的阐释系统.叙事性阐释为运河遗产文化价值的阐释开辟了新的路径.它既可以提升运河遗产的可读性及运河遗产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关联,也有助于激发公众的记忆、想象和兴趣,增进公众对运河遗产的认知度和珍爱之情.叙事性阐释的基本策略体现在四个方面:运用“主题化阐释”手段构建运河遗产阐释体系;挖掘和发挥与运河遗产相关的文学作品(含纪实性的口述史、回忆录)等叙事性阐释资源的作用;定期举办相关的节庆仪式、艺术节、民俗庙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有叙事元素的场景设计、公共艺术的成功介入.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中国古籍阐释历程及中西阐释异同

中国古籍阐释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中国经学文献的阐释。而阐释一词并非出自中国本土理论、而是源于西方文论。西方的阐释学（或诠释学）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的具体实际有出入。文章从历时角度剖析中国古籍阐释历程,阐发阐释学义理,从古今文学阐释异同、宋学阐释、目录学著作和个人知识积淀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古籍的阐释角度。并从共时层面将西方存在主义阐释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相比较,以指明中国古籍阐释历程中拿来主义倾向,并强调立足我国古籍本身,还原中国式古籍阐释。     

艺术的社会阐释与艺术家的视觉

“视觉”是图像相互依存的形式,由表层的“视”—“观”(看)及深层“觉”—“感”所组成。接近“视觉”其目的是直观呈现“视觉”所带来的图像,而阐释“视觉”则主要强调其社会功能作用,然而这种“视觉”的阐释常常会发生偏差或误读,但误读毫不影响“视觉”的意义,特别是社会意义。只要有人、有艺术行为,阐释将继续下去。     

本体适度与形态间隙——文本阐释间距的本体论含义

适度要在本体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思路转变,这种转变来自于对传统形而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思考,强调对本体的思考要与生活世界的体验相联系,忘记了体验,就忘记了本体探索的适度。适度在文本阐释的间隙中显现出来,即主体在文本阐释的间隙中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在进行形式化反思的同时,也不断重返体验。阐释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探索的过程中的主动性,由此,阐释的意义就在探索的过程逐渐充实起来。     

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

迄今为止的鲁迅映象都是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不是物质世界的鲁迅本体.科学阐释的基点是契合.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必须与鲁迅本体相契合,否则就是伪阐释.契合有近相契合与远相契合、表象契合与实质契合、文本契合与意义契合之分.在某一种视角的契合到达阐释饱和的时候,就会出现意义重叠甚至意义超载.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发展到极限时,阐释就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伪阐释,出现反契合现象.于是在时代条件适宜的时候,就要出现视角的转换,开拓学术的新局面.除了视角转换之外,归元阐释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也只有鲁迅这种最具哲学意味的大作家才有可能和有必要并也经得起这种归元阐释,从而阐发出无穷尽的哲学意味.不同视角和方式的阐释构成了学术链接,后来的新视角是在前人基础上转换而来的,不应割断与前人的联系;前人也不应反对后人的视角转换.同一个鲁迅本体之所以会映射出众多的鲁迅映象,是由于鲁迅本体的复杂性、多义性与阐释者不同的"理解的前结构"和"主体感性一思维的棱镜"所造成的.不同范式的科学形态的阐释构成的不同的鲁迅世界之间,形成张力,造成矛盾和冲突.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克相灭,一方"吃掉"另一方的,而是共存互补、非对抗性的.只有阐释与伪阐释、契合与反契合之间是对抗性的,不可相容的.即便是科学形态的契合也都只是部分契合,只可能趋近而不可能完全到达整体契合.各种视角和层面的科学形态的阐释,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鲁迅世界,才能不断趋近于与鲁迅本体的整体契合.     

对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之批判

“反对阐释”在桑塔格的批评思想中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学界从概念的界定、肯定和质疑等角度对“反对阐释”展开了研究。然而，揭示“反对阐释”的真相需要从无原则批判的角度出发，对它做出哲学批判。此批判从语言、思想和存在三个维度展开。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唱响了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它虽然有局限性，但尚能对现实起一定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