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部族军考

辽代将契丹及奚人等编作部族,目的在于使其继续保持固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同时组织成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契丹国家。部族军是辽代最精锐的军队。左右皮室军,即南北皮室军,名不同而实同。     

辽代金州考

头下军州是契丹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历史文化,也是辽朝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历来深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辽代究竟有多少头下(军)州,至今学术界也未有定论。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确实存在金州。通过对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土城西街村土城子屯的辽代城址的考证分析,认为土城村城址即是辽代的金州。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代法律及其特色

碑刻资料透漏出一些有关辽代法律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辽代法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碑刻所见辽代法律形式。碑刻所现辽代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刑名,罪名,科举考试,六条问事,土地法令,户籍管理,买卖与借贷关系,家庭,婚姻,继承等方面。碑刻所记辽代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员,可以补《辽史·百官志》之遗阙。碑刻所载辽代诉讼与审判情况,为研究辽代法律实施与执行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得出辽代法律具有沿用唐宋,传承习惯;一国两制,南北二元;刑罚残酷,一罪数刑;民族歧视,同罪异论;注重执行,整饬吏治等方面的特点。     

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辽朝享国二百余年,《辽史·百官志》载其属国达七十八个,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内能够稳固其统治,不仅是因为契丹拥有强悍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辽朝建构了有效控御四方的节日朝贺体系。辽代境内、境外、绝域之国等朝贺体系的架构,体现了辽代朝贺制度的蕃汉结合、重威辅恩、礼仪不完备等特点。为了更好地运行朝贺制度,辽代还设立了敌烈麻都司、宣徽院、驿馆、四方馆、地方府州等专门负责机构。节日朝贺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凸显其在辽朝处理内外关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辽代锦州临海军节度使出使外交考

辽太祖时期设立锦州临海军节度使,现可考历任锦州临海军节度使（节度副使）有赵思温等22位官员。临海军节度使除了负责地方军政事务以外,大部分还出任了出使外交的使臣,主要任务有“贺生辰”、“贺正旦”、“告哀”、“祭奠”等,这些出使外交活动对于辽朝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政治社会的稳定意义深远。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在内蒙古阿旗东沙布台乡宝山村西发现的两座辽代早期壁画墓，墓主人一是耶律阿保机的近亲，一是来自中原的与耶律氏有姻缘关系的女性。两座墓均应为公元923年建造，结构完整。墓内壁画内容丰富，再现了契丹早期社会风貌，反映了中原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展示了晚唐辽初时期高超的绘画技巧。     

辽代城市的类型、特征与变迁

契丹族在建国之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广阔的疆域上建立起了大量的城市,这在北方草原地区是空前的。由于其游牧民族的特性,以及国家管理体制的二元化,使得辽代的城市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点,如类型的多样化、契丹文化下的多元文化的交融、管理制度的独特性等等。随着其统治的巩固,这些城市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革,有的被调整整合,有的则逐渐转变职能。     

辽代移民研究综述

辽代移民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但随着辽史研究整体向“精耕细作”新阶段迈进,辽代移民研究亦呈现出日益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辽代移民研究相关成果作简要评述,以飨读者。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辽代的国球──马球

马球在唐代由西藏传入中原,成为唐代主要体育项目之一。到了辽代日渐发展为国球;因马球独有的娱乐功能受到辽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享有特殊的地位;辽兴宗对马球情有独钟,亲自组织比赛;但因马球运动有利也有弊,对马球运动也有争议;马球成为契丹国球有历史的必然的主客观原因。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