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正> 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此后不久,《文史哲》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给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而且命题为:《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不过,我迟迟未敢动笔,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对青年不会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五四运动史》一书尚未写完,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后记》中都表明了这样的愿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意思是说,希望在那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完成一本可读的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书成之后,总要有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因此,我写下了《我是     

漫谈史学研究

<正> 我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亲手培育的史学工作者,年龄还不到六十,比起在本刊撰写治学经验的许多老一辈学者来说,还只是小学生,对史学研究,还未曾升堂入室,谈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加上辛勤教导我多年的唐长孺教授,也给了我以不敢侈谈治学经验的影响。他老治学经验丰富,除了深得前贤榘效外,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卓识良方。然而,他从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尽管有不少杂志向他约写这方面的稿件,他老总以无经验可谈婉言谢绝。唐老尚且谦虚如此,我这个作学生的,又何敢不遵师训而妄谈!但是,《文史哲》编辑部既有此命,拒之未免不恭,且后学之言,也许更切近青年学生实际。故遵命为之,盼勿以有违师训目之! 我所要谈的,主要有如下四点:一曰尊前贤,二曰考源流,三曰明致用,四曰勤用力。     

治学补谈

<正> 半年前,我写了一篇《治学琐言》,发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九期中。后来有些来访者与来函者,说我这篇文章立言简约,某些意见,似乎应当再详细阐发。我于是又写这篇短文做为补充。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补谈两个问题。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几点体会

<正> 往往有些青年人要我谈谈治学经验,我总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虽然从一九四一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数学的史的考察》(《群众》第七卷二十二期)算起已经四十余年。四十年不算是一个短的时间,大约总有点治学体会罢。但仔细想来,又觉得不知从何谈起。最近《文史哲》的编者要我谈谈治学经验,那就怎样处理好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与运用好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谈谈个人的治学一得罢。我近年     

我的选择

<正>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     

我的治学经验

各位老师,各位同志:这次参加江苏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会上得到了各位先生、同志的论文,大概翻了一翻,内容很多,有心得的地方也很多,对自己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在这个会上本来不打算讲什么话,因为自己懂得并不多。不过、主席同志他要我来讲一点,所以我就临时凑了一凑。讲讲自己的治学经验。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治学经验。只是把学习的一些感受、这次开会得到的一些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下。当然,有些意见自己过去也写出来过。今天对过去写过的东西不必多谈,只是把自己的学习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些。     

学习哲学的一点体会

<正> 《文史哲》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治学,我感到很为难,我还站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在摸索,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但编者一再嘱咐我写一点,并说对象可定为大学生与哲学爱好者,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教员,谈一点体会吧。我们研究哲学象研究其它科学一样,必须热爱它。一些人认为数学很枯燥乏味,但在数学家眼里,数学远比小说、戏剧动人有趣。哲学也是     

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探寻进入社会变革时期的路径

因为平时较少与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讲课就有很大的压力。我希望在比较小的范围,最好是二三十人,随意谈一谈。现在的人数虽稍多于此,但还是比较接近于我的愿望。先说题目。“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之后,黄子平的一篇书评的题目。我不善于为自己的研究命名,常常是一本书稿完成了,想不出题目。《艰难的选择》也是黄子平给取的书名。做完一项研究,对于主旨,不能简要地概括;而写完一篇论文之后,发怵的也是写提要,苦于“提”不出“要”,不知道该怎样“提要”。鉴于我自己的缺陷,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学会写提要。…     

谈治学

广西史学会定于今年十月在柳州召开第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命我写一篇关于治学经验。我没有受过完全教育,知识很差。到壮年工作后,处处感到无知,都是遇到困难而去学习。至今耋耄之年,更感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能有什么     

漫谈治学

我曾经宣布,七十岁以前,不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这是由于考虑到,我个人在治学方面确实缺陷很多,基本功不硬,成果也为数有限,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至于教训却不少,但谈出来不登大雅之堂,难免贻笑大方.最近我院举行治学经验交流会,领导上嘱我重点发言,只得勉为其难,拉拉杂杂谈一些零零碎碎的意见,供大家参考.错误、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这是内部座谈,易于得到大家的谅解,希望多加批评和指正.     

丁玲《意外集》散论

<正> 一在丁玲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意外集》是比较不为人知的。她说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是“在极不安和极焦燥的里面”写的。集子中除了附录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和《杨妈的日记》写于她被捕以前外,其他几篇,包括《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都写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幽禁的三年间。这些作品有小说、速写和报告文学,也有属于抒写个人生活与感情的日记和书信体的散文。她在序中还说到自己很不满意它:“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我以后大半还要写文章,也许写得更坏,但将不写这一类型的东西了。”     

儒学·新儒学·价值形而上学--黄克剑先生访谈录

问 :克剑先生 ,我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的委托对您作学术访谈。我想从这样一个话题谈起 :从您的《自选集》的目录看 ,您把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分作“中学”、“西学”、“马学”、“困思”等篇 ,依我看 ,这样分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治学风格。您是否可以先就您的这一治学格局说说您的治学动机？答 :简括地说 ,我选择治学这条路 ,首先是为着自己心灵的安顿 ,此外 ,也对民族的学术命运有一份承诺。我想在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 ,以自己的方式 ,以一个中国学人的姿态 ,对纠结中的民族文化出路和世界文化危机问题作点有价值、有担当的思考…     

谈“一心二用”的治学法

“一心不能二用”是古已有之的格言,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的治学经验看,“一心二用”,却往往效率高,收获大。这可以郭老的治学为例: 郭沫若研究《墨子》,引起了对吴起的同情,写成《述吴起》;由于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便另写《秦楚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研究的补充;又因音乐是儒墨之间所争论的主要问题,郭志的兴趣又被音乐问题吸引住了,于是写成《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接着发现钱穆《诸子系年》中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与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反,遂写《公孙尼子追记》;此文写好后,郭老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读《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忽尔意动,欲写《吕不韦与秦始皇》,写此二人之斗争。……”就在这次掉换研究方向的同时,郭老总结了他的这个治学方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正>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到我这里来说,要在《文史哲》开辟一个专栏,专门谈说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很需要,很及时。主要是要求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谈,青年人也可参加,甚至学生也可以参加,交流经验,越多越好。我认为这一专栏,应当采取随笔和漫谈的方式,使人们有兴趣来看,也有兴趣来写,要灵活些,不要太严肃,太呆板了。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来,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     

李大钊思想研究方法之我见

拙著《李大钊思想研究》出版后,受到学术界许多同志的鼓励.治学,我无什么经验可谈,现将我怎样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一些想法与做法写出,以与青年同道进行交流.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

《秦献记》与《秦政记》究竟写于何时?它的思想倾向是什么?有一种意见认为,章太炎的这两篇东西是为了实行开明专制而吹捧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我不以为然。现略抒己见,以求指正。北京图书馆藏有太炎手稿,可以肯定,《秦献记》写于1901年;作为姊妹篇的《秦     

接续历史文化打造传世之作——就《清史》纂修答河北学刊主编提问

一、戴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生病住院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主持编修的大型史书《清史》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想了解的是您个人的清史研究。您什么时间开始研究清代历史,有着怎样的治学经验?我从事清史研究,实际上是出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