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话语下女性身体经验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晚清-五四的历史理性的叙述框架中,女性身体经验是被漠视的存在.面对时代话语,现代女性写作的出发点是"返回自身",即从个人的身体经验出发,女性才能获得言说真实自我的可能.因此,对女性身体经验书写的研究和考察对于还原历史语境中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现代男性作家也大量书写女性身体,但这种身体是符号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由于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产生的,因而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历史和时代的,但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这种书写又是超越历史设计的.     

“动物性”本能书写与莫言的生命体验

人类的动物性是人与动物相通的一切属性,它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是生存的本然状态。动物性本能书写是莫言小说的重要特征,它在作品中表现为食的动物性回归、性的动物性张扬、感觉的动物性位移和人物变形为动物等文学形态。莫言将动物性书写纳入文学实践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童年时代的饥饿与孤独经历是动物性书写的主要思想来源,荒诞年代对人类兽性的异化所造成的恐惧是动物性书写的直接体验,无形的礼教桎梏所带来的伤害使莫言痛心疾首。这些曾经的生活历程使莫言感受到历史的苦难、人性的复杂,从莫言生命的体验来考察其作品中的动物性书写对于理解莫言的创作尤为重要。     

身体视域与莫言小说发生学

在以往研究中,域外视域（如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作品）和民间资源（农村生活与志怪传统）等因素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都得到重视和强调,然而艺术家创作状态有其微妙之处,仅仅依靠对作家的时代背景、阅读资源和生活经验的探讨,未必能解开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奥秘。感官化与肉身性,是莫言小说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本文以身体书写为视角对莫言小说初创期（1981—1984年）与1985年前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身体书写在莫言小说创作发生学中的表现、地位与影响。在对身体感觉的多重书写中,莫言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论思维方式对其的影响,实现了个人创作的“身体转向”。经由身体书写视角,我们可以对莫言小说生成的动态过程、内在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透视。     

论师陀作品中的女性生命关怀

对女性严肃深邃而又体贴入微的生命关怀是师陀女性书写的一个醒目特征。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使师陀密切关注现实,揭露女性日常的生存悲剧,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批判内涵。而超越意识又使他越过对女性世俗苦难感的简单认同,突入女性的生命内部,从精神层面透视女性生命的真实处境。并将对女性生命的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完美地结合,从现实至生命本体层面来体察女性的生存方式,表现对女性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哲理思索。     

虚拟的乡土与真实的身体——对近期小说中方言写作的一种阐释

近期一些用方言写作的小说在文本中用方言虚构出一个独特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凸显出尚未被公共话语磨损的个体生命经验和身体处境。在差异性逐渐丧失、生活经验趋同的当下语境中,这类小说的意义在于以书写抗拒简化、拯救个人经验。     

"酷虐"与"复仇":奴隶时代的心理证词--论《药》《阿Q正传》的"酷刑"叙事

"酷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发生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在虐/被虐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呈现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处境、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个体或群体往往以强/弱、施虐/受虐、杀/被杀等主动/被动浑然一体的形式出现.     

论元代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文化景观

元代文化从广义上讲 ,则从成吉思汗时论起 ,实际则包括了金代后期的文化内容。那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流行一场又一场瘟疫 ,特定的时代环境 ,就使那一时期的文学和医学紧密结合起来 ,文学家业医或论医 ,医学家吟诗论文 ,就成为元代独特的文学和医学密切交融的文化景观。那一时代的医学文化多姿多彩 ,为中国文化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新世纪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

中原作家有关注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近年来涌现了阎连科《我的父辈》、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梁鸿《梁光正的光》、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等文学创作,文字节制却涉笔情深,浮动着中原作家对老龄化这一时代议题的积极响应与深刻思索。中原作家的老龄化书写,以中老年群体或个体为主角,关注老年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状态。这一书写趋势与中原地区的乡土经验、文化积淀一脉相承,同时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社会价值。中原作家的老龄化写作对文学作品中的"青年/老年"的二元写作模式有所反思,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时,尝试从文学层面反映当代中国城乡的老龄化现象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心灵危机。中原作家对老龄化的探讨往往隐含着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省思,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下,这种真实而沉重的思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应低估。     

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作家的真诚与散文的真实——论莫言的散文创作

莫言以写作小说著称,但也写过许多种文体的散文。在散文创作中,莫言从自己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出发,书写了成长的烦恼,描绘了故乡的美丽,抒发了对于人生、人性、历史、现实、社会和文学本体的感悟,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心得为机缘,探讨了作家真诚与散文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散文既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解读他丰富驳杂的小说世界的重要通道。     

寻求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反思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基本前提

反思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探求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出路,一个重大前提是寻求与确立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文章立足于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论证了这一基本观点: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只能是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深入反思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深层根源,即个人被抽象物所统治,使得个体生命失去了自由的独立人格,并因此使得价值信念的真实主体被虚无化。"价值分化"与"价值虚无主义"概念不同。我们应认真对待以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为基础的"价值分化"这一现代社会的现实,让每一生命个体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目的,度过其必然一死的、有限的然而同时又具有真正尊严的一生,从而真正建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格局,这是我们反思价值虚无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应该获得的思想认识。     

论李锐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历史态度

“历史”是李锐小说创作中表达的一个主题。在对生命个体的生存处境深度关注后,李锐发现历史有着淹没、扼杀人生命的特性。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将笔触伸向处于“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通过民间与庙堂的对立,呈现历史之外的永恒人生;通过控诉历史的无理性对鲜活的生命个体的漠视与戕害,肯定个体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从莫言热审视今日中国文化生态

莫言热是一场抽空了文学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虚热,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如今娱乐明星般的趋之若鹜,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困境.任何将莫言符号化、标签化、庸俗化的行为都是对莫言的亵渎,也是对文学精神的亵渎.我们对待莫言热最好的态度,应是回到文学本身,在对其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中分享莫言带给我们的宁静力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中的自然书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业已成熟。其自然书写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有以下三方面:1.自然书写的乡情体现;2.自然书写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3.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这既继承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又融会现实时代精神与人生体验,在“生态学时代”的新语境下焕发出光彩。     

论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空间书写

文学主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重要表现内容。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将她们的生命体验融入对都市的理解,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她们以多重视角拓展城市地理空间,以现实关怀聚焦城市发展变迁,以日常精神构建城市审美体验。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通过对浦东新区、上海周边县镇、工人新村、老旧社区等的书写建构出真实且立体的城市空间,突破了“怀旧上海”和“欲望都市”的城市书写模式,立足社会现实,考察个体生存境遇,展望城市的未来和出路。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场景再现细微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使新世纪上海景观的独特风貌得以呈现,丰富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酷虐”与“复仇”：奴隶时代的心理证词——论《药》《阿Q正传》的“酷刑”叙事

“酷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发生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之间。在虐/被虐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呈现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现实处境、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个体或群体往往以强/弱、施虐/受虐、杀/被杀等主动/被动浑然一体的形式出现。“酷刑”作为“酷虐”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更着重于施刑者使用特定刑具和行刑手法,通过一定的刑罚程序,实现对受刑者肉体的惩罚、戕残乃至毁灭,从而在观刑者及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达到对身体、思想、心理和精神的警戒、规训和控制。“酷刑”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艺术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     

“真理”与“方法”——论卢梭的思想图景与书写方式

不同的书写方式与诠释方式产生了思想的不同面向。应当根据具体文脉而非外在要素来检审卢梭思想的诠释方式,实现诠释与卢梭思想自我理解的同一。卢梭思想揭示了人类的政治与哲学的生存处境,并对这种生存处境提供了回应方案,形成了一个思想整体。政治哲人卢梭的隐微与显白书写彰显了卢梭思想的内在张力。对卢梭书写方式的阐发将有助于为卢梭思想的诠释提供恰当的路径。     

二元对立视角下的《桃花劫》

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海男坚持从女性身体写作出发,通过探究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来揭示女性的生命历程,用诗一般的谜样语言展示女性身体的本体欲求.在《桃花劫》这部被称为"女性身体的忏悔录"中海男对当下现实生活世界男性与女性、女性自身之间天使与妖妇、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揭示.达到用身体书写女性难以言说的内心体验,用身体记录故事,通过身体传达那来自灵魂的呐喊与哭泣的效果.     

两性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张爱玲与多丽斯·莱辛之比较

张爱玲与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多丽斯·莱辛都以个人生命体验为前提,以同作品人物相似的感受为情感诉求,执着于女性的生存处境、精神残损和所承受的压力这一中心问题的思考,她们的作品书写了所处时代女性命运的多种形态和生命欲望,对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进行了深刻自省,体现了中西方女性主义作家的批判立场,两位作家对女性寻求两性关系的出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