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东劳资关系模式研究

一个社会的劳资关系主要由环境(特别是经济层面)因素以及劳、资、政三个群体的态度决定。全球化改变劳动生产体制,使劳资权力结构发生变异,资方更为强大,资方单边主导成为可能;劳资关系中工会功能萎缩和工人组织力量不足助长了资方单边主义;劳资关系中政府在平衡劳工保护与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间两难抉择,这会促成劳资关系政府雇主双边联盟和资方单边主义。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下,如果政府加强对企业劳资协商的引导,劳资模式由资方单边主义向劳资共决转变,和谐劳资亦有可能。     

劳资利益表达的失衡与治理——论转型期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

在目前经济转制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劳资利益表达失衡引发的劳资争议、冲突不断增加,劳资矛盾呈激化趋势,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均衡的利益表达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前提。本文尝试从利益表达视域探讨劳资冲突的深层原因,从表达能力、表达机会、表达效能三个方面考察劳资利益表达失衡现状,并从主体表达意识、表达渠道、政策协调三个层面深入地分析了劳资利益表达失衡成因,提出了规范资方表达行为、提高劳方表达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等治理对策。     

发达国家罢工权的演进、实效与规制

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罢工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方也逐渐改变了对待罢工的态度.发达国家的政府更是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的平衡力量,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既确保了劳动者的罢工权,使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得到申诉;又规制了罢工,使之不对资方和社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承认劳动者的罢工权,并将罢工纳入法制轨道,对于劳资合作与社会和谐都是重要的.     

中国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与特征研究

近期爆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劳资利益的博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劳资利益冲突表现形式.利益争议已呈逐步上升趋势.承认和尊重劳动者的多元化利益,是我们缓解和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前提.劳资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博弈.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当中,劳动者提出利益诉求大多是合理、合法的,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劳动者追求的不再局限于实体权利,而是更多的利益诉求,劳资双方因这些利益分歧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当前劳资群体性事件有六个主要特征,分别为集中爆发趋势、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引发原因多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劳资对抗程度暴力化、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应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集体协商工作、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四个层面.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当前劳资利益衡平模式研究

劳资问题是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利益衡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劳动法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劳资利益衡平模式,是国家、企业、劳动者三方都高度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发达国家劳资利益衡平模式的总结,树立利益协调的理念,在政府适度介入下,赋予劳动者适当的劳动主权,形成在社会监督下的等边三角型“三方协调机制”的模式可以为衡平劳资利益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国劳资矛盾的现状及和谐劳资关系构建

随着改革的推进,劳资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劳资矛盾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其核心是物质利益博弈而非政治权力斗争,其利益争议的重点正在从个别争议转向集体争议,其对抗性、暴力化倾向有增强的趋势。只有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健全三方协调机制和劳动关系争议调解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目标。     

劳动关系的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的劳动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冲突加剧、资方单边获利、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的严峻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进程中对劳动者利益的忽视与侵占;二是劳动关系各方主体没有为劳资博弈营造一个公平的格局,特别是政府和工会没有切实履行相应的职责与功能来为劳动者提供支持,这是导致劳动关系陷入困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现阶段我国劳资矛盾的类型、趋势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劳资矛盾较为突出,基于矛盾的成因可以将劳资矛盾分为工资拖欠抗争型、薪酬福利不满型、工伤争议型、辞职辞退博弈型及社会保障薄弱型五大类别。基于我国的制度、经济、人口等因素综合判断,未来劳资矛盾发生频率将呈"倒U"型态势,矛盾的集体化、组织化程度将会逐步增强,但矛盾的尖锐程度会趋于弱化,矛盾主体日益多样化且诉求领域将进一步拓展,经济新常态还将会催生新的劳资矛盾增长点。因此,需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环境、发展阶段和制度、文化特点,将劳资矛盾化解引入法治化轨道,疏通企业内外诉求表达渠道,完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明确政府在劳资关系协调中的角色定位,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功能,构建"劳方——社会组织——资方"新型关系链,从而探索新形势下劳资矛盾预防和化解的有效路径,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劳资利益博弈之理性——以劳动合同解除为例

有鉴于劳资利益博弈之自然缺陷,国家既以法律矫正因该缺陷而产生的劳资利益失衡状态.然而,矫正之适当性则是法律所设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矫枉过正则不仅使最初调整失衡的目的达不成而且甚至会产生新的不平衡,这无疑将招致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等法律干预劳资利益失衡这一目标落空.理性因此成为劳资利益博弈立法之必然选择.这里以劳资利益博弈之典型--劳动合同解除为例,论述了:契约自由限制之理性,即契约自由限制系对契约正义而不仅仅是对平等的追求.劳资利益关系从属性与立法倾斜之理性,即劳资利益关系从属性不是倾斜保护的唯一根据.     

中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困境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协调、合作解决的区域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政府合作主要是在中央的纵向协调和推动下进行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政府合作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如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忽视公共管理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更倾向于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等.未来中国区域政府合作可采用三阶式区域政府合作策略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自主合作的横向问责;突出中央政府的协调、支持作用;把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更为充实的地方自治资源和民间资源作为保障区域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     

关于中外合资企业中劳资关系的调查

中外合资企业的劳资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调查显示 ,中外合资企业劳资关系主体明确的特点使其劳资冲突日益表面化 ,而其主体对立的性质引起工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中外合资企业雇主不尊重工人的情况比较严重 ,此外 ,劳资关系的发展使劳资冲突正演变为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冲突。政府作为劳资关系的第三方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 ,中外合资企业劳资冲突的焦点是劳动合同。     

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成因分析

应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目前居高不下的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随着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为多元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经济利益的劳资对立是争议发生的根源。此外,劳资力量格局的失衡、双方劳动契约的不完全和非均衡、政府监管不力以及劳动法未发挥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都是产生劳动争议的原因。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浙江省农民工劳资关系调查报告——兼与其他社会群体对比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对比.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劳资关系现状不容乐观,表现为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对职业关系评价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资纠纷发生率高.但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较强,而且维权方式倾向理性化.进一步分析显示,合同签订情况、工作安全情况及所在单位上下级关系、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于劳资冲突的发生率有一定影响.劳资关系涉及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因此,要改善农民工的劳资关系也要从三方着手,三管齐下.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冲突解决路径中政府作用的历史分析

劳资矛盾与冲突已成为中国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通过发挥国家自主性与确立和维护权利相对平等、力量相对平衡的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集体谈判、三方协商、共同参与和利润分享等调整劳资利益、缓和劳资矛盾、实行劳资合作的具体机制,使劳资冲突总体呈下降趋势,劳资关系发生了由激烈对抗到趋向合作的演变。西方国家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缓和劳资冲突上的很多做法是极为有效的,可以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提供一些借鉴或启示。     

北洋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探析

中国的劳动立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工厂法、矿山交通劳动法、工会组织法、劳工福利法等方面的法规。这些劳动立法,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讲是一大进步。然而,北洋政府制定劳动法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工人反抗,调和劳资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并未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劳动立法的实施成效欠佳,其制度的建设意义远大于对工人保障的实际意义。     

劳资关系中政府定位的应然选择与国际借鉴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公平与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取得初步成效,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也带来了劳资关系的日益失衡.从发达国家的社会调控实践看,政府的有效介入将成为解决劳资问题的关键所在.纵观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政府应该是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定者、站在公法角度上的监察者、集体谈判的协调人和劳动争议的调解者.在劳资实践过程中,做好政府角色的科学定位,并赋予劳资合理的谈判空间,提高微观企业解决内部劳动关系的能动性,增强劳动者的参与度,这是构建和谐劳资的必然选择,也是发达国家劳资历史实践的有益启示.     

国外社会公平建设路径的基本经验

"社会公平"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在当代西方国家中主要表现为失业及贫困率上升、移民问题凸显、企业劳资矛盾增多。针对这些问题,国外社会公平建设的具体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即通过立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建构多层次的整体医疗保障体系,出台国土整治政策支持落后地区发展,出台青年创业计划降低失业率。总结这些经验,应当发挥社会组织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中的作用,让医疗保障制度同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并鼓励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评估

对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只给出了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有效的争利卸责,在政策中附加了种种限制性规定,导致农民工难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现行政策结果是,社会财富出现新的逆向调节,从农民工流向城市居民,从社会底层流向中上层,农民工未受益先受损,并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工而言弊大于利,中央政府应及时负起责任,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谋利性代理的特点,摒弃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思维,尽快出台政策,使养老保险能够真正使农民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