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澜湄水资源治理:倡议网络及其影响

冷战后,社会组织及其行动在全球和区域议题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通过不断搭建各种类型的倡议网络,一方面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提高公众意识,在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各种社会组织既发挥着重要作用,又面临一定的发展障碍。本文从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视角,梳理了社会组织倡议网络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以及对澜湄水资源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案例分析了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面临的制度化障碍,提出中国应客观看待和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在流域和国内两个层面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化安排,鼓励社会组织在澜湄水资源治理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推动实现澜湄水资源的良治。     

流域组织视野下澜湄合作机制的法律基础建设

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面临着机制性质定位不清和法律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本文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性质、法律基础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探索性和前瞻性研究。澜湄合作机制具有国际性、组织性、常设性和治理性,可以纳入流域委员会和宽职能类别的流域组织。从流域组织的视野来看,澜湄合作机制的现行法律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法律人格缺失、国际水法原则缺位、制度化水平偏低。根据主导国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国理性选择、法律与外交的融合等相关理论,以及出于增强流域治理的有效性、解决流域涉水集体行动问题、规范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关系等现实需要,近中期澜湄合作机制需要加强法律基础建设。具体路径包括：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纳入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建立集中化的信息共享、拟议项目的通知和磋商、流域环境监测、成员国行为监督、混合式争端解决、外部行为体的分类参与等一系列流域治理机制。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例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

2020年9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正式启动，取代了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湄公河下游倡议”，水资源合作成为该新机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湄公河水资源问题上，美国的战略意图日益明确，合作路径也持续更新，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拓展，给中国周边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成为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双向嵌入”分析框架，认为美国对湄公河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介入是治理和竞争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治理整合”维度上，主要是以其资金和知识的优势提高治理能力为基础，以整合共同利益强化利益合作为动力，以及时抢占时机扩大舆论引导效果为手段来介入湄公河地区水资源治理。在竞争驱动维度下，美国主要是以加强双多边伙伴关系来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升级机制建设来谋求“制度霸权”，以价值观和话语的双重输出来推广其治理理念，从而在“影响力”“制度”以及“理念”三个方面完成对中国的竞争。     

外交话语与澜湄合作规范建设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为中国从区域入手参与治理及推进相应的规范建设提供了机遇。澜湄区域是当前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先行区。而且,澜湄区域的规范体系在实践中已历经调整,并将处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亦仍有议程空间需要新规范的创建。由此,本文立足于行为体的行为机制,尝试从话语实践维度入手搭建一个行为体,通过推进区域规范建设从而进行区域治理的理论框架,视规范的生成和演进为特定社会背景下行为体的理念及话语互动进程。中国可以创造并利用话语资源,运用身份塑造和话语框定等策略,通过各参与方之间的话语互动推动澜湄规范的建设。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也能通过参与澜湄规范等区域规范的建设,借其自下而上对国际规范的反馈渠道,使本国倡导的规范获得合法性,进而为国际规范的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解释范式

有效的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对域内国家合作开发河流的集体行动、国家间纠纷处理、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积极作用。霸权国家主导论认为域内霸权国结合权力与地缘优势可迫使或引导其他国家遵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合作机制完善论有关完善预防与解决冲突、信息共享等机构的建议也有望提升其有效性。水资源综合管理论认为整合多元议题、协调不同主体将能挖掘机制成员国更多合作动力,丰富机制治理路径。外部机制协调论认为机制管理资源配置、流域内治理规范整合、机制管理路径优化与平台拓展是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嵌套式机制的提出则有助于说明流域内共识的构建路径,并能呼应因不同跨界河流具体情况所导致的差异化治理难题。     

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兼论国际水法理论的发展

大湄公河资源开发包括水电、航运、矿产、渔业和旅游等多个领域,各流域国单方面开发势必加剧开发的负外部性,使这个流域国的共有资源沦为公共劣品。国际水法理论为化解流域国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协调彼此利益,进而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大湄公河提供了谈判协商的基础。本文认为,各流域国应寻求利益共享和利益共赢机制,达成有约束力的"一揽子"开发治理的框架协议,形成开发治理的内驱动力。积极推动大湄公河合作开发与综合治理,不仅有益于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也是中国睦邻外交内容的丰富与手段的创新。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的基本类型及特点

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合作实践,超越传统的卫生外交类型,开创中国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新模式。湄公河五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本文以卫生与外交政策相互关系的类型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进行历史回顾。中国在该地区的全球卫生合作与卫生外交实践已超越传统的"卫生服务于对外政策"类型,展现出全球卫生外交发展趋势和特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多元化、多层次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全球卫生与外交的关系类型和特点,不仅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而且可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形势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周边五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印、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稳定和发展存在着许多影响,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与区域外大国关系的互动,使中国西南边疆面临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中国要加强同东盟的全面合作,强化“周边是首要”,推进融合性外交,充分发挥滇桂两省的前沿和桥头堡作用,全面推进与周边太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     

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的战略分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5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广西加入次区域合作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意义重大。广西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新参与方,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以重点项目带动,开展多领域合作,努力使广西参与次区域合作产生实质性效果。     

积极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

本文系统阐述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地缘战略意义,指出海洋治理体系与海洋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反映了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探讨了中国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诸多挑战;着重分析和设计了构建国家海洋治理体系的若干路径,并明确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海洋治理的对策建议。指出积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蓝色利益共同体—蓝色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海洋社会成为中国海洋治理的终极发展目标。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挥博览会平台功能 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是广西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博览会对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推动力。发挥博览会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和品牌优势,可以优化和加快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应该借助博览会平台,密切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规划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战略,建立合作机构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寻找切合点,加强多区域合作,提高广西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由个体承担风险的社会中,想象共同体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风险社会中存在着共同体追求的悖论.民族国家中共同体的自由主义、情感主义和国家主义等传统在风险社会中都陷入失灵的困境.再造共同体需要新的想象力,需要从培育功能性关系的认识模式、网络化组织方式以及多层次共同体结构等方面理解共同体再造的新想象力.     

正确义利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解决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困境和挑战,成为深化"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在坚持义利关系辩证统一的价值内核基础上,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将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了价值引领。为了把义利观这一理念落实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实践中,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三种互补的治理形式:便利型、监管型和分配型治理。在科学认识和把握义利关系的基础上实践正确义利观,在道义上为世界树立标准和典范,为国家聚拢巨大的软实力,对中国在新时期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对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建设的战略思考

海洋命运共同体研究逐步由理念倡导、理论探讨过渡到实践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重要实践构想之一。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实践来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示范。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将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通过城市间跨国合作自下而上地形成国家间合作纽带。作为实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在前沿发展和示范先行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有效推进跨区域海洋治理体系和蓝色伙伴关系的建设。以建设青岛海洋命运共同体试验区为例,可通过国际渔业合作、港口园区互通和城市共商共享三个路径来建设试验区,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域外大国介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自启动以来不断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在参与合作中的力度也不断加大,成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地缘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彰显,域外大国也开始关注该次区域的合作进程,并且不断加大对次区域相关国家的支持力度,逐渐介入到合作的进程中。对外部大国介入到本次区域的合作,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分析大国介入的动机差异,以稳妥、正确的战略应对,从而把本区域的合作建设成我国周边外交的良好范例,为制定更加灵活的周边合作战略奠定实践基础。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与应对机制分析

本文系统阐释和分析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合作机制。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多样,包括海盗、海上恐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跨国犯罪、海上灾害、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等四大类,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全球、区域和双边等不同层面的诸多安全合作机制中,都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议题,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特征明显,没能从根本上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得到遏制。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中国应利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敏感性,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层面,加强海上防卫力量建设,整合国内治理资源;在双边层面,加强与沿岸国家双边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倡导南海非传统安全治理架构建设,推动秩序与规则建设。     

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包含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可持续等要素的理念，在法治层面上体现为维护海上安全、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全人类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方面的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全球海洋治理赤字加剧，面对传统海洋治理体系日益面临碎片化和霸权主义等重大挑战，中国针对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海洋法治的视角看，中国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依托，从建章立制、推进合作、塑造共识三个维度对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提出实践解决方案，为将政治愿景转化为法律行动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落实，需要推进全球海洋法治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