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非沿海国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理论上,沿海国的安全管辖权与非沿海国的航行自由不存在实质冲突,但实践中,美国为了维持其海洋霸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积极实践其"航行自由行动",对相关海域的安全与航行自由造成了威胁。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辨析说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航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根源于顾及沿海国安全的国际义务。不同海域以及不同船舶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自由航行不应危及沿海国的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在南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战略的外交实践,其实证分析也从法律上论证了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及其特定活动应遵守沿海国的安全管辖。     

半闭海视角下的南海海洋问题

对中国周边海洋划界、航行、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及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学术探讨中,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九部分"闭海或半闭海"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结合《公约》第九部分的起草过程,其他国家针对闭海或半闭海的实践,以及功能性区域合作法律的发展,本文认为半闭海可作为中国应对上述海洋问题的出发点。本文结合南海的具体情况及既有实践,以半闭海为出发点,为中国在南海应对划界以及油气资源开发、航行自由与安全、功能性区域合作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

海洋航行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的思想体系,随着海洋实践与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美国单边推行"航行自由计划",导致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不断演进。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在协调北极航道利益博弈以及构建能够承载国际道义的北极航道秩序上具有重要功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在优化和构建北极航道秩序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这一点在《极地航行准则》的推行中得到实证性印证。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的协调,成为构建北极航道秩序的核心和关键,而承载着国际公共利益的北极航道秩序,亦不断促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法律制度在海域资源配置中的功能简析

法律制度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陆续建立了海域资源配置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海域资源产权制度、海域资源市场交易制度、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海域资源配置评价制度等5个基本制度。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法律制度在海域资源配置中起到的控制、保障、激励和竞争等四大功能。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新加坡考验”——根源、限度及启示

"新加坡考验"是中国南海战略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新加坡对航行及飞越自由问题高度敏感,以均势外交维持自身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制衡思维根深蒂固,以及其偏好借助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发挥作用,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新加坡对中国的"考验"也给自身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局限性愈发明显,同时,也给中国的南海战略提供了反思、调适的契机。着眼未来,中国应积极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法律挑战,以求同存异、趋利避害的态度继续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更加明晰地表达在南海的利益诉求,扩大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南海问题会否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南海问题是指南海有关方存在领土主权争议,以及在海洋管辖权主张重叠部分的海域存在划界争议,菲律宾单方对中国提起南海仲裁案,域外国家的卷入及挑拨生事,推升了南海风浪,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南海问题是否会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引起关注。     

海洋划界基础上渔业合作案例分析

海洋划界后,出于对跨越海上边界的共享性渔业资源种群利用与管理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的需求,相关沿海国之间应开展渔业合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有关渔业条约对此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形成具体的法律制度。海洋划界后的渔业合作的国际实践案例对有关国际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对20个包含渔业安排的海洋划界协定或在海洋划界协定基础上签署的渔业协定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以区域为基础的渔业合作、以渔业资源配额为基础的渔业合作两种基本模式,对相关国家的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进行综合分析,对渔业问题在海洋划界时的解决途径、模式选择的考虑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供我国在周边海域与有关国家解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及渔业合作问题时参考。     

“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

"中国南海"作为地理概念的产生与命名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作为国家海洋领土长期占有与实际控制的事实,并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民国时期在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斗争中,以"南海断续线"标注于我国地图,既是对"中国南海"传统海疆范畴的考订与昭示,也是遵守当时国际法前提下的主权宣誓,更是依托当时国际习惯法维权的具体手段。本文认为,"南海断续线"具有"中国传统海疆线"的法理地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应条款所规定的历史性权利要件,是不容否定的,这应作为我国与南海周边诸声索国就南海问题磋商与谈判的关键性法理支撑。     

关于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正在进入新的“凯歌行进”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日程,需要进一步加快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为此,必须认清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动力,认定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价值,客观地做出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评价,负责地做出中国陆域经济和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创意:注重加强海洋国土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海域经济开发意识;注重完善法律体系,各级政府和海洋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注重培养海洋高级人才,通过加大投入来推进海洋产业高科技化;注重拓宽投融资渠道,进一步确立企业在海域经济开发中的投资主体地位;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积极促成陆海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态势;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推进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孙中山“经略海洋”设想到现阶段我国“海洋开发”战略的政策性安排。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国际法治演进与中国机遇

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生使传统的抽象主权概念发展衍生出行使实在性权力的管辖权，陆上主权向海方向的延伸催生了国家管辖海域的出现。国家海上管辖权早期主要呈现出海上主权的特性，在其制度化后主要服务于国家海上主权和主权权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在海洋领域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相关活动仍要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基础之上，通过推动符合全人类共同体利益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导向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促进基于国际法的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洞悉公海热点问题，把握公海事务发展趋势——《国际公海事务发展前沿》出版

正《国际公海事务发展前沿》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全球海洋与极地治理研究丛书"的阶段性成果,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本书全面记载、客观反映和专业评述国际公海事务发展进程和成就,阐述了公海资源、环境、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总体进程,聚焦国际海洋资源环境、海洋战略与政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客观评价了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规则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国际进程的发展趋势及其立场观点,突出反映了相关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成就。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开发的国际争议与消解——兼谈“南北对峙”中的中国角色

当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协定磋商已经进入“深水区”。其中,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开发与成果分享也被纳入国际协定磋商“一揽子”议题。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开发利用谈判中的争议集中表现为遗传资源法律属性、获取管理、惠益分享三个方面。淡化遗传资源权属争议,以落实惠益分享为目的对遗传资源获取进行适度管理,以交换正义为原则推进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建立,是化解该海域遗传资源开发争议的基本路径。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南北对峙”的协定谈判僵局下,在认知南北冲突成因基础上,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在坚持谈判原则的同时,善用大国地位化解南北对立,同时通过提出创新性制度提案,引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全球公域治理的国际合作进程。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的教训及启示

当前南海不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表明,海洋安全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广东作为中国南大门,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曲折漫长,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通过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存在的问题、造成的被动局面和遭受的惨败,可以看到我国当前在防御体系、战略思想、海军策略和备战精神等方面加强海防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立场转移,给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中国的"断续线"主张提出质疑,还指责中国阻碍南海航行自由,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积极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外交帮助和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飞机和舰船进入南海争议地区。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涉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及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态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并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国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积极稳妥应对南海困局。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地区海洋秩序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极地水域航行规制的国际法问题

为保障极地航行安全、保护极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国际海事组织自本世纪初开始启动专门适用于极地水域的航行立法进程。2017年1月1日生效的《极地水域营运船舶国际规则》作为第一个适用于南北两极水域并具有强制性质的国际规则,在极地水域航行治理中具有里程碑的价值。该规则强化了船旗国的履约义务,包括极地船舶认证、船舶建造标准及环境保护责任等方面,将对全球航运业和北极航道海事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我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不仅需要主动参与国际海事组织对极地水域航运的治理进程,更应重点关注相关国际规则在国内的履约问题。     

印度海域感知体系建设及制约因素

海域感知体系的建设与提升,是近年来印度海军建设的重要方向,这在《印度海洋学说》及《印度海洋安全战略(2015)》中有明确体现。海域感知需要建立在技术系统支持之上,同时要求信息共享及国家之间的协同性,这对印度的海洋防务能力及与相关国家的政策共振提出更高要求。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海域感知建设更多趋向于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为此,印度与美、法、环孟加拉湾国家及印度洋岛国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存在着多种制约,印度在海域感知方面的建设及发展趋向仍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