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在海洋军事技术与装备、海军联合演习与训练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逐渐成为美国亚太盟国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典范。日澳之所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亚太安全架构变革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与日本海洋国家联盟构想的推进、两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等因素息息相关。尽管日澳合作会继续深化发展,但由于澳受经济上日益仰仗中国、国家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所困,会在对日合作立场上存在一定的摇摆。此外,日澳安全合作关系的既有裂痕如何修补、未来如何定位等棘手问题也将影响两国未来对合作的资源投入力度。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仍在不断强化和拓展。具体表现为:在同盟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战略层面的沟通机制、政策层面的协调机制和军事层面的合作演练机制;在同盟外部的网络化拓展,包括"日美+X"和"日美印澳四边战略对话机制"等模式。这种从内部制度化建设走向外部网络化拓展的结果体现了日美同盟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从"轴辐结构"变为"网状结构";日本在同盟转型过程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在地区安全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随之上升,在未来国际秩序中谋求战略自主的诉求也将不断提高。     

“印太”:多重空间及其秩序演化

正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地缘政治板块中最热门的一个词无疑是“印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举行了美日澳印四国首脑视频会议,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首脑联合声明,将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追溯到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印太”从概念变成了地缘政治行动,进而上升为美国这一霸权国的重要战略行动。当媒体和学术界不断追捧“印太”这一概念的时候,不禁要问,“印太”所指代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从美国在2019年6月正式出台《印太战略报告》到2021年拜登召集美日澳印四方首脑会     

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特征浅析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俄美北极关系视角下的北极地缘政治发展分析

鉴于北极地缘空间呈现向全球扩散的趋势,对北极地缘政治的分析不仅需要涉及国家间关系的地区层次,更要考虑该地区与周边地区互动的地区间层次,以及大国关系对体系影响的全球层次。北极地缘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其外部压力是内生的,区域内大国俄国和美国在区域外互动的影响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产生外溢效应使得地区国际关系或安全机理从属于俄美结构性的矛盾和竞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美北极关系构成推动北极地缘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北极区域治理机制的存在、合作性共识的建立以及地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排他性,使作为区域主导性关系的俄美北极关系已经不完全是俄美全球关系在北极的简单投射,而呈现出一定的隔离或滞后效应。以俄美北极关系为驱动的地缘政治核心层和不断增强作用的治理层之间的互动,构成北极地缘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的中日能源与环境合作

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在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领域,两国也具有长期合作的基础。这是双方未来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能源与环境方面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提。然而,双方在合作关系上的非对等性,特别是当前两国间相对紧张的政治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日间在节能环保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的未来发展走向。有鉴于此,增强中日双方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资源与产业间的互补性发展、逐步建立两国间以企业为主导的新型合作模式、以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共识弱化政治因素的干扰,将是两国间围绕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节能环保与生态治理方面强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效途径。     

中国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形势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周边五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印、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西南边疆稳定和发展存在着许多影响,周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与区域外大国关系的互动,使中国西南边疆面临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在此基础上,中国要加强同东盟的全面合作,强化“周边是首要”,推进融合性外交,充分发挥滇桂两省的前沿和桥头堡作用,全面推进与周边太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     

重塑大国形象的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目标是重塑大国形象。虽然它不能象前苏联那样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争霸，但绝不愿受制于人。它调整了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转而实行东西兼顾的外交政策，恢复大国影响。无疑，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美国和西欧。为重振大国雄风，首先是巩固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起领袖作用。第二个层次则是在中东欧地区确立有强大支配力的大国形象，阻止北约东扩、在这方面双方将会经历长时间的争斗。在世界其他地区、根据轻重缓急，有重点地积极参与或以参与但不卷入的形式，有力地显示其大国形象和地位，确保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尤其是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将会有积极的动作。     

试论鸠山内阁的外交战略调整——兼论“宪法改定”问题

本文以中日美实力的消长为背景，以鸠山内阁组阁以来的外交战略为研究线索，论述了鸠山内阁上台以来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其中，日美关系被鸠山内阁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日关关系”。其实质是以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为参照，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借此定位以图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日本民主党对中国战略的调整，则从自民党传统的借美抑华，变为主要依赖构筑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日本的安全。而修改宪法，则成为未来中日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五眼联盟”转型：内容、原因与影响

"五眼联盟"历经多年发展,目前正在由以情报合作为主的"议题联盟"向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大国竞争的"多边联盟"转型。"五眼联盟"的转型显著体现为联盟职能调整、联盟内容拓展和联盟机制强化,其原因在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大国竞争加剧及其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与优势。未来,该联盟有望继续强化,不乏扩员的可能性,且其合作机制会进一步增强。"五眼联盟"的转型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也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和国际安全环境更趋复杂。不过其转型也不乏困难和不确定性,主要是情报共享与保密之间的张力、成员国内部利益分化、政府与民众之间对于情报监控的"民主赤字"。面对"五眼联盟"的转型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做好防范和反制的准备,避免"五眼联盟"不断强化成高度一致的制衡中国的联盟。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

东西方冷战的结束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西方战略家甚至评论道 :这一“冲击波不亚于原子弹的问世”1。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 ,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体制的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台湾问题则在这一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及其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一、《东京宣言》标志着日美同盟将继续奉行冷战思维1 992年 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就冷战结束后两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加强日美合作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了作为“今后日美关系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