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资并购实施安全审查的经济民族主义分析

后危机时代,外资并购美企股权或控制美国境内生产性资产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投资领域盛行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在此影响下,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呈现出借助并购审查制度限制外资准入、政治力量公然干预个案审查程序及外资安全审查导致"商业问题政治化"等三大趋势。美国政府和国会内的保守势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频频对中国公司正常的并购业务进行限制和干预,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已成为制约中资企业赴美并购成败的关键变量。从"国际体系内中美实力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逻辑下利益博弈"的视角来看,中美实力竞争、经济技术博弈和国内选举利益考量是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外资并购审查领域肆虐的主要根源。     

“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中美经济博弈"围绕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TPP与RCEP竞争等领域展开。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法律与道德风险、债务风险、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为克服上述风险,本文提出"三两"政策建议,即"两容",强调"包容性";"两分",强调"共享性";"两轨",强调"共存性"。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中美苏关系中的日本

今天,中美苏关系对于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当前国际经济的重要一极,政治影响正显著扩大。日本极力增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提高其国际政治地位,逐步扩大对中美苏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在中美苏关系的战略态势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日本对于中美苏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它的主要标志是日本     

辨析与镜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与方法刍议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意在为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优化提出建议。中美两国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虽有不同,但究其内涵,具有共通之处。因此,本文将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辨析,探索中美两国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界定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异同,以期给予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一定的启迪。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     

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近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是经济、战略、政治和特朗普总统本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围绕道义、法律、中国身份、技术、联盟和具体公司等领域对华重点施压,中方也在相应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迫使美国用谈判方式解决双边贸易摩擦。从进程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塑造着贸易战的走向。总体上,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诱发因素,需要双方进行严肃管控。     

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

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总体趋向,是放手日本摆脱政治约束、在强化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扮演更重要的安全角色。支持日本"恢复在安全领域的主权权利"以及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表态更具倾向性,是其最新表现。这一政策内含矛盾:它与美国对日总体政策缺乏整合性,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冲突,与美国地区战略的其他部分不兼容,与美国对战略整体效果的追求相背离。美国在安全上的"纵日"政策,导致亚太秩序建构失去方向,面临分裂、对立的风险。亚太地区安全中的"日本因素"上浮,安全态势更趋复杂。美国自身也面临战略困境,地区控制力开始受到质疑。     

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

中美债务关系是在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基于相互间巨大的经济失衡、贸易—金融循环而形成的规模空前的国家间借贷关系。其形成原因既有国际体系因素,也有中美两国各自国情、政策方面的因素。在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中,由于两国在贸易依存度、贸易收益、对外投资收益、行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对较强。债务问题对中美传统安全关系、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贸易战略等领域具有间接影响。对中国而言,债务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义。     

论大国地区战略中软实力的运用——以中美东南亚地区战略为例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及各国复合相互依存深入拓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区战略谋划和地区战略选择在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国地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要考量国家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更要考虑如何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多重国家力量,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战略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尤其是软实力所包含的制度认同力、文化与价值观吸引力、经济发展道路影响力,以及军事外交沟通力等要素,在大国地区战略博弈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东南亚地区为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层面分析了软实力在中美东南亚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运用,并得出结论:平衡中国软实力及中国"整合型"战略的影响力是美国"盟主型"战略的重要指向,且主要体现在以获取实质性利益及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同化性权力为目标的战略选择过程之中。     

21世纪初日本的对印度战略及其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更加重视发展与印度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合作等各领域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以经济合作促进其与印度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合作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维护了海上通道的安全,使中国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日本在亚洲的战略态势显著改善。中日印三国要管控相互间的分歧,加强相互间的各种战略对话,增强战略互信与合作,进而形成互信基础上的协商合作机制。     

美国资本运作特征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业务是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中的主要内容。由于资本运作特征的不同,带来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从形成长期巩固的经济关系角度出发,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因素不在贸易,而在于发展直接投资,其中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投资尤为重要。在美国对外双边经济...     

中美日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展望──中美日宏观连接模型研究的一些成果

利用中美经济学家共同研制的世界“小连接”模型，说明中美日三国经济关系的演变及其展望。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经济合作的潜力大，但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而影响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白于中美统计口径不同，两国的贸易数字相差很大。中美双方应对香港转口贸易中“三来一补”产品的数量与价值进行调查，正确计算美国在华企业的出口，以纠正偏差。作者不同意“中国资源、日本加工”的设想。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产业结构升级顺序固定化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美日货币汇率的剧烈变动主要是因为日本管理先进，技术进步快而造成的生产率差别造成的。     

特朗普“美国第一”安全战略与中美博弈

特朗普政府用不到12个月时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对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全面阐述。报告始终贯穿特朗普"美国第一"思想,强调国内各领域协调发展,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现有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成其主要安全挑战。本文分析报告快速出台的原因,评判"美国第一"安全战略的来龙去脉,认为经冷战后20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回归大国政治轨道,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路径、极限与对策思考

南海问题现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经历了政策宣示、外交介入与军事干涉等阶段。美国南海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出于所谓"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国际规则"、"维持地区军事平衡"乃至"巩固地区主导权"等多重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遏制"与"抵消"的混合战略为指导,军事行动与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并渐次升级,政策实施愈发激进、顽固,成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两国关系与地区安全影响急剧突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战略塑造应注重形势变化,多种手段并重,有效化解该方向日渐突出的战略挑战。     

论新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

当前中美日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 ,推动三国更多进行合作。但三边关系仍处于调整之中 ,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状况。中美日实力的消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将决定三边关系的互动模式。从长远来说 ,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稳定、合作共赢的三边关系。三国应该用“共赢”的观念来发展相互关系和处理面临的问题 ,而不应该把其中一方看作“威胁”。中美日应建立三边安全合作和增加信任机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与建立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进展 ,可以相互促进。     

“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

中日韩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经济互利构成三方合作的坚实基础。其主要表现,一是三方贸易快速增长、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二是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产业布局高度关联,三是合作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机制日臻完善。由于中日、日韩"岛争"导致政治关系与安全冲突日趋恶化,政治互信日趋薄弱或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成为三方合作的主要障碍。经济互利基础坚实而政治对立日趋严重,是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的"二元悖论"。努力走出政治对立与经济互利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成为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重大且迫切的问题。中方应采取有力措施,首先实现国家权益与地区责任、区域架构与对美关系、三方合作与双边关系、周边布局与对日外交的良性互动。     

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长期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制约各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的潜在因素。在此形势下,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安全保障的角度强化经济活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近几年,日本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安全政策法规,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努力提升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战略资源等方面的自主性,同时与欧美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促进形成符合日本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实现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及其国家战略。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会给自身、地区及世界带来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