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幽发微,探骊得珠——《〈仪礼·丧服〉考论》评介

在中国古代的礼书中,《仪礼》一书历来号称难读。而《仪礼》中的《丧服》篇则因其内容深奥和蕴涵丰富而备受历代礼学大师们的重视,然而一般学者则把《仪礼·丧服》研究视为畏途。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的师兄于永玉曾把《仪礼·丧服》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论文答辩时,以博闻强记蜚声学界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陈连庆教授被聘为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陈连庆先生在答辩会上乃至答辩会后不止一次地说:“把《仪礼·丧服》作为研究对象很不简单,只有金老的学生敢写这样的题目。因为这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深厚的功底,一般人这样的题目…     

释“以妥以侑”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传》曰:“妥,安坐也;侑,劝也”。案享、祀、妥、侑四字并列,俱应为祭名,妥字不应别为安坐之义。妥当读如堕,为堕之借字。《仪礼·有司徹》注“不绥祭”,释文曰“绥本作隋”。《仪礼·士虞礼》“不绥祭”,注曰“绥当为堕”。绥从妥得声,堕从隋得声,其字俱得通用。堕为祭名。《仪礼·士虞礼》“祝命佐食堕祭”,注曰:“下祭曰堕,堕之犹言堕下也。《周礼》曰既祭则藏其堕,谓此也。今文堕为绥,《特牲》、《少牢》或为羞,失古正矣。齐鲁之间谓祭为堕。”《仪礼·少牢馈食礼》:“兼与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注曰:“黍稷之祭为堕祭”。《周礼·小祝》:“大祭祀,逆(齐皿)盛,送逆尸,沃尸盥,赞隋,赞徹,赞奠”,注曰“隋,尸之祭也也”。《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属,藏之以依神”。据上所述,则助祭者以肺、脊、黍、稷等祭品授神尸,神尸以之祭,祭毕则藏其祭品以依神,如此祭祀仪式总名曰堕。     

邵作舟经济思想初探

邵作舟,字班卿。安徽绩溪人。生卒年月不详。他自幼遍读唐宋大家,善作骈体,后来再攻六经诸子,秦汉之文。曾在天津、塘洁一带做过幕僚,但从没做过朝廷命官,“屡试于乡,不售,无憾色”,陶模曾荐他出仕,“邵氏固辞”。邵作舟的经济思想见于《邵氏危言》,此书的著述时间无确切记载,但书中有“今朝鲜之蕃又岌岌矣”等语,据此可以推测邵氏写此书约在甲午年(1894)前夕,邵作舟写此书,“慨     

作为规范系统的礼——从经学的现代意义看《仪礼》《周礼》《礼记》

礼既与政治、伦理的体制相关,也以当然之则为内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考察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首先应当关注其中的规范性观念。作为规范系统,礼属于当然之则,涉及社会领域的不同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践行,从个体的饮食起居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几乎所有相关事宜,礼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以规范为内容,礼包含目的意蕴,后者又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与之相联系,礼(规范)既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指向合理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做什么”与“是什么”彼此交融。相应于人的行为(做事)过程,礼同时涉及手段,并以“如何做”为关注之点。从内容看,三礼对“如何做”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呈现的首先是行为的方式、程序。作为行为的规范,礼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其存在关乎多重根据。从根本上说,礼乃是得之现实而又还治现实,其规范作用(当然之义)无法与实然和必然分离,但同时,礼又蕴含人的价值理想,从而有别于单纯的自然法则。礼的不同根据包含着实质的意义,其变通则体现了对规范形式的扬弃。广而言之,作为当然之则的礼难以回避实质与形式之辨。在礼与乐、礼与情、礼与理等关系中,礼的实质之维与形式方面得到具体的彰...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钱仲联如何评说清诗--《钱仲联讲论清诗》管窥

《钱仲联讲论清诗》(下简称《论清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 0 0 4年 4月版 )由钱仲联弟子魏中林博士根据钱先生一年半讲授清诗的内容整理而成。钱先生生前曾于 2 0 0 3年 9月曾亲自审订此书 ,并题写跋语 ,称“年迈体病 ,一月读竟 ,文中误录之字 ,随读随改。所记均为当时实录” ,“为保存原貌 ,并未刊落”。可见此书实为钱先生口述、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学术论著 ,是钱先生最后一部遗作 ,因此弥足珍贵。《论清诗》不仅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时期———清代之诗歌与诗论、诗人与流派等的繁盛面貌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史意义 ;同时…     

赵武"冠礼"解析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1]1005其中“冠礼”就是时人极其重视的一项礼仪,被视作“礼之始也”[2]。它是春秋时期贵族男子的“成人礼”,属嘉礼之一。《穀梁传》文公十二年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礼记·冠义》及《仪礼·士冠礼》记载了     

孔子美学思想片论

<正> 关于学习,孔子曾说过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话,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君子博学于文”(《雍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但这里讲的都是学习的重要性及方法问题,并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认识论。孔子所关心的不是客观自然规律及其对人的影响,而是以全部热情和一生不懈的努力,孜孜于人类自身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的协调问题。因此他尽管说过那么多有关学习方面的激动人心的话,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循循善诱的导师,但由于他对人以外客观自然的无知,对超验世界的拒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使他最终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从而也就使他苦心经营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仅具刍形的“认识论?伦理学”思想框架,由于认识论事实上缺席而宣告倒塌。不过孔子毕竟认识到了以《诗》、乐为代表的艺术审美对人的生存发展、人格完善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     

5．第一部透视学界内幕的全球畅销小说出版

《泰晤士报》“千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大人物”之一的卡尔&#183;杰拉西所著《诺贝尔的囚徒》(黄群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称此书为“任何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不可不读的一部杰作”。该书在美国重印16次，被翻译成德、法、意、俄、西、日、葡等多种文字。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以学术道德、学术文化为主题的小说．     

“礼”的哲学意义研究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对礼的设施的记录和对其仪容的描述十分繁杂而琐碎,这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迂腐,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礼教杀人”的沉痛时期,这使得我们对“礼”的研究多取社会批判的角度,而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礼”在建构中国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方面的伟大意义的工作则做得不够。本文认为,“礼”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而彰现出人类生存的庄严性质的,它直接指向对人的自然欲望的提升,指向人道世界的和谐,指向最高的道德境界。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朱熹理学对古徽建筑的影响

朱子文集《仪礼释宫》提出营建宫室以宗祠为先,住宅制度之平面布局,立面结构、建房思想以“礼”为中心;房屋定向以“理在气先”之风水观念。 本文以朱子文集《仪礼释宫》内容提出一些有关理学与徽州古民居所反映的一点素材,作为引玉之砖、谨望同仁对“理学与建筑”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论朱熹对《仪礼》的庶民化阐释

礼者时为大,奠基贵族社会的"三礼"在唐宋社会大转型后有效性逐渐式微。特别是"三礼"之一的《仪礼》,人们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能"知其义",却不能"敬守之"。于是,朱熹开启礼学阐释新路径,一改郑玄《仪礼》为"曲礼"的传统"解经""注经"模式,将《仪礼》作为本经,实现礼学庶民化阐释转向;开创"庶民之礼",使大宗法与小宗法并用,礼仪更加从俗、从宜、从简,创新礼仪庶民化标志性的祠堂制度。此次礼学的阐释转向,在宋代礼学史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清史稿·洪秀全传》标点勘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是一部很有权威的本本.笔者偶读此书最末一卷《洪秀全传》(卷四七五),竟也发现有标点之误失.试举数例以勘误:(一)误将带官爵的姓名识为两人的.”乃令多隆阿统马步军会攻,拔伪城,击斩霍丞燕、石廷玉等四十七名.”(第12901页)“援师为杨名声所败,斩冈天燕、赖文禾.”(第12906页)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